苏东坡应试解什么生肖_苏东坡的试

1.苏轼的资料

2.苏东坡传各章简介 每章分开的~

3.苏轼有什么之称

4.苏东坡的贵人

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命运多舛，自应试及第离开故乡眉山后，几度贬谪，官海浮沉，从开封、杭州、黄州再到杭州，直至广东惠州、海南儋州，辗转南北，足迹遍布十余个城市。我通过阅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和祝勇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更加清楚完整真切地了解他一生的荣辱繁华。结合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谈谈他影响深远的四个重要城市（湖北黄州、浙江杭州、广东惠州和海南儋州），看看他是如何将为民勤政的实用性与文学艺术底蕴下的城市美学有机结合。

一、湖北黄州：“一蓑烟雨任平生”

公元1079年，在湖州，苏东坡的才华与政绩，被朝廷上的小人嫉妒，那个写《梦溪笔谈》的沈括，表面上与苏轼叙旧，实则当卧底，拿走了苏轼的诗集，逐条批注，然后上书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就这样，苏轼被双规了，与此相伴的，是残酷的审问，还有狱卒的侮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在深井一般乌台监狱里呆了130天后，由于挺身为苏轼说清的人很多，终免于一死，被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类似民间的自卫队对长），那年他43岁。

黄州是我的家乡，那里有著名的黄冈中学，我高中三年曾在那里度过，我很喜欢高中就有着如大学一般开放自由的氛围，也喜欢兢兢业业各有千秋的名师，更喜欢刻苦认真多才多艺的同学。我们学校离苏轼写《赤壁怀古》的东坡赤壁走路大约十来分钟，那时我们文学社组织赤壁怀古，回来大家纷纷作文，收集成册，至今我仍保存着。

苏轼到了黄州，一时无处落脚，只好在城中的定惠院暂居。抬眼，见杂花满山，竟有海棠一株。海棠是苏轼故乡的名贵花卉，像黄州这么偏远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它的名贵。这独一株茂盛而孤独的繁华，让他瞬间看到了自己，吟出了“江城地瘴藩草木，唯有名花苦幽独。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的诗句。

花开花落，风月无边，可以抚慰脑子，但不能安抚肚子。苏轼的俸禄，少得可怜。苏轼在城东找了一片被荒弃的土地，自称为“东坡”，“东坡居士”由此得名。他开始煽风点火，尝试着做一个农民，买来牛、锄头、水桶、镰刀，日复一日的耕作在眼前的天然大书。在这具体的艰辛里，“尘满面，鬓如霜”；在烈日下的麦田里，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当芒种一过，麦子成熟，苏东坡用他艰辛而诚实的劳动，把大自然的精华萃取出来，从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此时，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里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才算正式出场。

贬官黄州后，达到了自己词作质量的高峰。他摈弃了华词丽句，那些看上去质朴平静的文字，却蕴含着强烈的生命力度，他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质，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皆可雄视千年，为宋朝代言。而他诗词里的那份幽默、超拔、豪迈，别人是学不来的。谁想学，得先去乌台坐牢，再去黄州种地。

于是，黄州，这座山重水远的小城的意义竟发生了奇特的转变。对于苏东坡而言，它不再是个困苦的流放之地，对于黄州来说，苏东坡也不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天涯过客。他们彼此接纳，彼此成全，成为对方历史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一个丰盈的生命与一片博大的土地相遇，必然会演绎出最完美的历史。

二、浙江杭州：“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公元1089年，因对腐败现象的抨击，请辞外放，去杭州做太守，相当于今天的杭州市。与汴京相比，这只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小城。住在凤凰山的苏东坡，每天早上推开窗子，向南看，是一泓江水，向北望，则是一潭西湖。在这山环水绕、云抱烟拥的城，苏东坡如入梦境。一次，与朋友在西湖上饮酒，一开始天气晴朗，不多久竟下起雨来。于是写下著名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东坡的一生，不知为杭州写过多少诗。这些诗，构筑了那个年代的“城市文学”。他诗词里的杭州，既有盛世的风度，也有平民的温度。

苏东坡在杭州最有名的业绩，恐怕就是西湖上的苏堤了。学者康震说：“拯救西湖，这是一次民生的拯救，也是一次文学的拯救。”苏东坡通过各方渠道筹措钱款，发动居民疏浚西湖，把淤泥和湖草堆在湖的西侧，筑起一道长堤，横跨西湖南北，将西湖分为里湖外湖，缩短了西湖南岸与北岸之间的交通距离，这就是著名的“白堤”，并在桥上种植桃花和柳树，形成今天看到的一株桃花一株柳的美景，西湖十景中的“苏堤春晓”说的就是杭州春天美如烟的景象。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产物。蒋勋在《苏东坡的作品》中感叹：“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期待我们的政务官，就是除了爱民如子之外，他还懂得美”。

刚刚治理了水患，瘟疫又来袭杭州，成百上千的民众在疫病中战栗和死亡。此时，苏东坡意识到，一剂良方，比一千首诗词都更有用。曾在黄州获取的发毒誓绝不传人的秘方，面对汹涌的死亡，苏东坡毫不犹豫贡献出来，并自费购药材，煎熬汤剂，“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我们已无法统计，在那一年，有多少杭州人，因这一剂药方而得以重生。而苏东坡，就是为黎民百姓再造生命的那个人。

东坡肉不是东坡的肉，而是东坡发明的肉。在宋代人的食谱里，肉食中最被看重的是羊肉，其次是牛肉。囊中羞涩的苏东坡难以问津，幸好，他发现猪肉十分便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苏东坡就开始买猪肉，苦心钻研烹饪方法。苏东坡把自己苦心研制的炖猪肉的方法无偿贡献给当地百姓，让百姓不仅吃饱，而且吃得美味。如在今天，苏东坡的发明无疑会获得巨大的商业价值，没准儿会凭此跻身福布斯富人榜。但苏东坡当惯了活雷锋，别人或许看不起，但他乐此不疲，这就是一种兼济天下吧。

因为对杭州的喜爱，和好友毕业旅行去了趟杭州，在白堤南端的映波桥旁，我们参观了杭州苏东坡纪念馆，纪念馆讲述着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生平与业绩，收藏着他许多珍贵的字画、诗词作品。参观完纪念馆，走过长长的白堤，在西湖边的楼外楼点一份东坡肉，心中是怎样的满足，感念这位11世纪的，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三、广东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公元1094年，时年58岁的苏东坡，再度被贬至广东惠州，如此漫长的道路，没有飞机，没有高铁，必须徒步行走，中间要跨过无数的山脉与大河，对于一位六旬老人，能活着走过来就不容易。但这一路，苏东坡不仅走过来了，而且还玩得挺高兴。

一过梅关，大面积的梅花盛开如云，苏东坡不再如当时入黄州时看到海棠就感到孤绝，此时内心变得雄健了，就像眼前的梅花，不惧夜寒相侵。

他自酿梅子酒，喜爱荔枝，并写下最著名的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此地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东坡在惠州创作的各类作品达580多件，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苏东坡离开惠州后，又在历史上形成了洋洋大观的颂苏诗文潮。“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清代诗人江逢辰一语中的，把苏东坡带给惠州的历史文化自信表露无遗。

苏东坡在惠州，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力，力倡疏浚西湖，将浚出的湖底筑堤与西新桥连成一个整体，后人称之为苏堤，解决百姓行路难；推广插秧机械“秧马”和水碓磨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种草药布施贫民，建议有关职司禁止士兵扰民，减轻农民负担等等。现在，惠州的东新桥、西新桥、朝云墓和苏堤等已经成为永久性的文化景点与民心工程。

我毕业后就来到深圳工作，中间去过几次惠州，惠州西湖每每让我留恋往返，朝云墓我也去过。苏东坡一生钟情，但不好色，陪伴他一生的有三个女人，其中结发妻子王弗走的早，在原配离世十年后，他还写下著名的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样重情重义的男子，这样冰清玉洁的文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四、海南儋州：“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公元10年，苏东坡在惠州潇洒从容的生活让朝廷上那帮政敌颇为不爽，于是一纸诏书，将苏东坡贬到更加荒远的海南岛。苏东坡知道，此生不能回到中原了，交代好后事，和家人告别，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相随。年轻的苏过，非常理解父亲安贫乐道的精神，他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的造诣也是极高的。那段日子里，父子二人以诗文唱和，情深感厚，情趣相得。

那时的海南，连猪肉也没有。很快，他发现生蚝的妙处，就是现在炭烧生蚝的做法。

苏东坡喜欢写书法，但没有墨。他自发创造了墨汁，用树枝烧成灰，再混合牛皮胶，就成了墨。

当时的海南岛差不多聚集了苗、黎、汉等差不多二十多个少数民族，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苏东坡带领大家一起种田，并托人从中原地区带来了各种谷种，还把曾在黄州发明的插秧机，再一次造起来，供大家使用，这便是海南岛第一个插秧机。

苏东坡看到当地人长期饮用河水而经常生病，就带领大家挖了当地的第一口水井，后人为了感念苏东坡，便取名为“东坡井”，直到现在，这口“东坡井”都在陪伴当地人成长。

苏东坡还亲自当起了医生，开办了海南的第一家医院。

苏东坡发现当地的文化比较落后，自发做老师，筹集了一个茅草屋，取名为“载酒堂”，这也是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学堂；在当时，不光是儋州本地百姓，海南其他地方的许多人也都慕名而来，听苏东坡讲学；后来“载酒堂”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重修和扩建，成为了现在的“东坡书院”。而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举人和第一个进士就是大文豪苏东坡的学生，从这里走出去的。

虽然苏东坡在海南短短三年的时间，但却让儋州变成一个书声朗朗，众人仰慕的文化中心；而海南的“第一块墨、第一个插秧机、第一口水井、第一家医院、第一座学堂、第一个举人进士”都是因苏东坡而起，都记录着苏东坡和当地人深厚的友谊和感情。苏东坡在海南的三百首诗中，更是记录了海南的气候、物产、风俗等等，都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参考研究价值。现在想来，也难怪苏东坡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他为海南贡献的同时，更是投入了自己诸多的感情。

现如今，大家都喜欢带孩子去三亚旅游，如果你也刚好去了三亚，不妨坐个环岛高铁，去儋州，那里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坐落着当年的东坡书院，里面讲述着被贬海南是苏东坡人生最后的辉煌，他在海南创作了上百首诗词，还创作了论文、书信、杂记等体裁的文章。对于海南来说，苏东坡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开拓者；对于苏东坡而言，海南是最后的暮年生活，也是人情不恶的故乡。

通过我自己的生命路径，从我的家乡黄州出发，然后到我毕业旅行去杭州，再到我毕业后来深圳工作，后来有了孩子带孩子去三亚旅游，来描述苏东坡人生的轨迹。在林语堂看来，苏东坡不仅是大学士、大文豪、多才多艺的人，还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一个中国人一提到就会引起亲切敬佩的微笑的人。他这种豁达的精神也一直鼓舞着我，他给予那个时代的，比他从时代中得到的更多。这也是我想从他身上学习的，有了这样的见识，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苏轼的资料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人用这样一句话安慰那些倒霉蛋，大概意思就是贼老天给你关上了一道门的同时，弄不好还会替你打开一扇窗。当然啦，这种只能拿来糊弄小年轻的所谓心灵鸡汤早就烂大街了，现在的成年人基本都能免疫。

因为生活的现实是，就算贼老天终于慈悲的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之后的结局往往就是顺手关上了所有的门，而且还都是铜墙铁壁的那种。

所以西晋名将羊祜才会慨叹“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晋书·卷三十四·列传第四》）

就像我们在游戏中培养英雄，天赋点总是不够用，突出特长就得暴露特短，综合发展就意味着平庸废材。而在人生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说到诗才词华，用一句唐有李青莲，宋有苏东坡就足以镇压华夏文坛数千年——别人能文思如泉涌就足称大才，这二位大神呢？如泉涌、如尿崩那算状态不佳。一旦情绪来了，名词佳句就好像火山爆发、钱塘大潮一样拦不住、没法挡，只能任由其一溃千里……与其同时代的文人墨客，要么只能羡慕嫉妒恨，要么如老杜那般化身超级粉丝迷弟，要么干脆像欧阳修一样心服口服的“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

如此超凡脱俗的天赋，只能说老天爷过于偏爱了——这何止是开门开窗，简直是替他俩活生生的拆了整整一面墙！

但上天又是公平的，在毫不吝啬的将他俩的文才天赋树点爆之后，并不会慷慨的附赠额外的点数顾及其它，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李白先不去说他，今天就聊聊苏轼。说到这位苏仙儿，那可是千年以降在东亚汉文化圈里堪称无敌的存在，无论诗词、文章、书法、绘画乃至美食、医药、茶艺等方面都能专治各种不服。然而文学和艺术并不能当饭吃，这位苏大文豪在事业和生活上的能耐就让人比较无语了，连个凡夫俗子都赶不上。

比如说身为一名官员，苏轼就神奇的把官做得越来越小不说，还一路从汴梁做到了琼州。要是这家伙再多活几年，没准还能把官做到国外去，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替大宋朝开疆拓土了……

在古代、尤其是科举时代想当官，有没有经世济民的本事，能不能替君解忧、为民抒困啥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书要读得好，还得擅长考试，即必须得是个学霸——要是通不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哪怕你才比萧何、孔明，也只能对着朝堂官场干瞪眼，根本没机会施展才能。

从这个角度而言，苏轼天生就是个做官的料。这货不仅诗词文章如有神助，而且论到做学问和考试的本事，整个天下也没几个人敢说比他强。

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7年），苏轼生于四川眉山。21岁时首次出川赴京赶考，结果这个生性大大咧咧的家伙就捅出了个大篓子——他在会试中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简直是字字珠玑、妙到颠毫，深受考官好评。可是苏轼在文中引用的一个名为“三杀三宥”的典故，却让一众学问深厚的老学究们挠破脑袋也想不到出处，谁知却是这货胡诌出来的：

话说古人对待学问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尤其是对先贤、经典更是奉若神明。这要是换个古板些的考官，就凭苏轼这么胡闹轻则也得把他当场黜落，重则打为儒家败类，从此不再录用也不是不可能的。

幸亏苏轼运气好，摊上了嘉佑二年进士科的主考官欧阳修。老欧阳身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北宋一代文坛盟主，虽然官当得一塌糊涂，但素有识人之明，又有提携后辈之量，所以对苏轼的胡作非为不但一笑了之，还钦点其为会试第二名，遂成一段佳话。

而苏轼这个会试第二名的含金量那可是杠杠的，放到其他年份恐怕能顶上好几个状元的分量。为啥？因为嘉佑二年进士科可是号称“千年龙虎榜”——北宋从仁宗（后期）、英宗、神宗、哲宗到徽宗（早期）这50年间的大部分军、政、学等领域的精英几乎都被这一科一网打尽。有多精英？唐宋八大家这一科中了三大家（苏轼、苏辙和曾巩），号称儒学北宋五子中有两位（张载、程颢）被这一科抓了个正着；王安石变法最为倚重的四大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邓绾），著名学术世家“南丰七曾”中的四曾（曾巩、曾布、曾牟、曾阜）以及北宋诸多自号“文帅”中唯一靠谱、堪称名将的王韶都是在这一刻中的进士，其中官至枢密副使以上者就超过了10人（详见《 科举史上的千年龙虎榜——聊聊神奇的北宋嘉佑二年进士科 》）。

而在这一众牛人中高居会试第二名的苏轼，自然就是牛人中的牛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十几二十年后衣紫腰黄、身居政事堂，成为大宋朝层出不穷的名臣良相都不在话下。

不过苏大学霸居然觉得自己没考好，当然他不会像好友章惇那样选择“复读”（章惇拒受敕诰，两年后卷土重来高居会试第五），而是选择了挑战地狱级难度的制科考试。

关于何为制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见《 科举很难考？在宋朝的制举面前那都是小儿科 》这篇文章。对于没兴趣点链接的朋友，我要强调四点——第一，制科考试非常设。两宋319年间才开过制科21次，其中南宋有据可查的仅开过1次；第二，制科考试对应试者的资格要求极高，不但需要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以上级别的高官推荐，考生还需要通过名为“阁试”的摸底考试。如果说制科考试是地狱级难度，那么阁试就是十八层地狱级的，能将绝大部分考生统统干掉；第三，制科考试成绩分五等七级，其中第一、二等从不授人，所以考生即便拿了满分也只列第三等，以下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和第五等；第四，两宋科举共录取过进士近3万人，加上诸科、恩科、武举等考试通过的人数不小于10万。而能考过制科的有多少？答案是区区49人……

而能毫无争议的拿到制科第三等这个满分成绩的，整个大宋朝也就苏轼一人而已。

（另有一个叫范百禄的，《宋史》、《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史料记载也考了个第三等，但在《宋会要辑稿》中将范百禄记为第四等。）

科举千年，隋唐时尚不完备，明清时则愈发保守僵化，唯两宋之时文风最盛，选拔出来的人才最佳。而苏轼作为大宋朝第一学霸，自然也堪称千年以来第一考试大牛。有多牛？当年众多考生听说这货带着弟弟前来应试制科，居然一哄而散，几乎无人敢与其同场较量：

这样的苏轼，理所应当成为大宋朝官场的宠儿、日后朝堂上的佼佼者。

说到苏轼，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词开豪放一派”：

事实上这种印象是极其片面的。要论豪迈，苏轼固然能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要论豁达，苏子瞻亦能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要论乐观，苏和仲可以笑谈“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春未老》）；要论离愁，铁冠道人也能慨叹“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要论奇思妙想，东坡居士可以通灵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要论闲情逸致，苏仙儿更是能慵懒到“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清夜无尘》）。

即便是比起婉约深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的千古绝唱，又岂是某些无病呻吟乱拍栏杆的妖艳贱……那啥能比的？

可以说论到吟诗填词，苏轼可谓无所不能。就像他在考场那样大可横剑在手，向天下人大吼一声“无敌是多么寂寞”，估计也没人敢蹦出来跟他嘚瑟。

问题是在史册中、在后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个无所不能的大文豪，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他的身份首先却是、也只能是个大宋朝的官员。毕竟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那些高端人才们惟一的前途和出路，苏轼也不能例外。

然而相对于文章诗词对于苏轼来说“就是玩”一样，这家伙当官的本事恐怕就要加上一个字——就是玩笑。

最开始时，他遇到的问题是运气很差。

嘉佑二年苏轼高中进士。正当他名动京师、打算大展身手之时，却传来母亲病逝的噩耗，于是他只能按制归乡为母守孝。

三年后，苏轼王者归来，又一举高中制科三等，为“百年第一”。于是在冗官无数、实职稀缺的仁宗朝，初入仕途的苏轼便被授正八品的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前往地方锻炼4年后，又调入京中判登闻鼓院——这是典型的潜力股升迁路线，意味着苏轼已经进入赵祯的视线，成为了重点培养对象。

只可惜苏轼的运气实在太差了。正当这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进入快速成长期，先是赵祯驾崩，跟这位“先帝”各种不对付的宋英宗赵曙即位，苏轼遂遭冷落。紧接着，他的父亲苏洵又不幸病逝，苏轼只能再度弃官归乡替父守制。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当苏轼再度回归时，北宋政坛早已面目全非。赵曙英年早逝，对苏轼完全不熟悉的新帝、宋神宗赵顼在位，而且还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引起了旧党的激烈反弹，政争遂起。

从此以后，苏轼便开始了各种花式作死。

苏轼本身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倾向。只不过身为传统的士大夫，他深受欧阳修等师友的影响，所以对变法自然没什么好印象。再加上这货天生自带大嘴巴的属性，动不动就对变法的各种弊端大加讽谏，于是遭到了新党的集火打击，很快就被轰得焦头烂额，不得不自请出京避祸。

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到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这段新党最得意的时间里，苏轼一直在北宋的大好山河间四处流窜，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和湖州知州。看似仕途还算顺畅，可是在北宋官场上，哪怕把地方官做出了花来，只要没机会进京依旧是废材一个，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不过苏轼进京的机会还是很快到来了，只不过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进京赴任，而是凄凄惨惨的被押解到汴梁受审——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说起文字狱，很容易让人想起明清两朝。事实上史上首个大规模爆发文字狱的，居然是文风昌盛、对士大夫极为优待的宋朝。两宋文字狱之多不亚于清朝，比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仅宋高宗赵构一朝，据统计相关案件就不下20起。不仅如此，两宋300多年间、焚书等也层出不穷，其中私史成了重灾区。类似清朝明史案的文坛祸事在两宋屡见不鲜，比如《唐鉴》、《东斋记事》、《晁补之文集》等都在禁毁之列，连后来被儒家推崇备至、堪称宋明理学奠基人的程颐的著述都没有逃脱毒手。

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由苏轼引发的乌台诗案。

这货本身就反对变法，再加上赵顼和王安石过于急躁、用人不当，以至于各项新法令在执行阶段弊端百出，苏轼在任职地方时就深有体会，于是对变法恶感更剧。于是在元丰二年因迁任湖州给找赵顼写谢表时，又没管住自己的嘴发了几句牢骚：

须知此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变法完全由赵顼一手主持。此前赵顼隐身幕后时，旧党们还可以打着反对老王的名义攻击变法，那叫党争，没啥大不了的；如今皇帝赤膊上阵成了新党的总头头，再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皇帝，那岂不是要造反了？于是聪明人纷纷溜之大吉，连号称旧党旗帜的司马光都躲进洛阳的地窖里写书去了，就剩一个傻不愣登的苏轼还敢跳出来嘚瑟，立刻被火力全开新党大肆攻讦，被弹成了棉花。

于是赵顼勃然大怒，下令抓捕苏轼归案，而且还摆出一副非弄死他不可的架势：

话说这种待遇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在审讯期间，宰相王珪、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官员还不顾“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千方百计的罗织罪名试图置苏轼于死地，以至于绝望的后者都在狱中交待后事了。幸亏有宰相吴充等旧党暗中营救，王安石、章惇等新党干将也反对因政争，还有曹太后这个苏轼的“铁粉”出面说情，这才让他逃过一劫。

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还是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用以安置贬黜官员的职位，无职掌），并受到监视居住。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因赵顼驾崩、太后高滔滔临朝称制后反对变法并任用司马光为相，苏轼作为旧党的中坚力量重获启用。他不但很快被征召入京，还火箭式升官，很快就由礼部郎中升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直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再度成为官场上炙手可热式的人物。

此时到元祐八年（1093年）高滔滔去世、宋哲宗赵煦亲政后再度推动变法尚有8年光阴，如果苏轼老老实实的跟着旧党大佬们厮混，晋身政事堂成为国家重臣、保余生荣华富贵并非什么难事。可要是不嘚瑟、不惹祸，那他还是苏仙儿吗？

新党得意时，苏轼成天发牢骚、说怪话，结果惹得喊打，差点连小命都丢掉。现在旧党上台了，把那些曾经让他深恶痛绝的新法统统废除，结果苏轼又认为旧党与新党是一丘之貉，没一只是好鸟，又反对尽废新法：

这下好了——新党依旧视苏轼为仇雠，旧党则抨击他是墙头草。于是乎两派首次同仇敌忾的全力集火攻击苏轼，烧得这货外焦里嫩，在京城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的再度自请出任地方。

不过苏轼毕竟在新旧党中都有朋友一大堆，所以这次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他晋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此后又先后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州），小日子过得还算美滋滋。

不过随着赵煦亲政、重新任用章惇为相，这位已经跟苏轼反目成仇的昔日老友立即进行打击报复，将苏轼打发去尚为蛮荒之地的惠阳（今广东惠州）跟野人打交道。不过老苏向来豁达乐观，往好了说是善于苦中作乐，说难听点就是毫无城府，甚至有点缺心眼……所以这货还优哉游哉的在惠阳赋诗一首以自娱：

章惇为人激烈，但也并非赶尽杀绝之人，本来也没想把苏轼这位旧友如何。谁知有小人来打小报告，说苏轼居然在惠阳“春睡美”，把老章气得七窍生烟，干脆又一脚把他踹到了昌化军（今海南儋州），让这货到天涯海角好好睡大觉去。

昌化军属琼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在宋朝海南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因为极少对犯罪的官员处以，因此流放就成了“极刑”，其中又以流放琼州为最重，非罪大恶极者享受不到这个待遇。但凡是流放到海南的官员，不仅意味着仕途彻底完蛋，而且形同变相——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南遍地“瘴疠”，外地人去了必死无疑。

可是苏轼依旧死性不改，在昌化军过得很开心不说，而且又赋诗一首，把海南岛视作故乡：

幸亏此时章惇已经下台，否则暴脾气的老章不再开一记大脚、把这货踹到国外当官才怪。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徽宗赵佶颁行大赦，苏轼得以复任朝奉郎（正七品散官，无实职）。次年他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享年65岁。南宋时，宋高宗赵构追赠苏轼为太师，此后又被宋孝宗赵昚追谥“文忠”。

在今天，如果某作家、诗人之类的纯粹文人被任命为高官，一定会让人莫名惊诧，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种事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不过是官场上的常规操作，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毕竟在科举千年的历史中，能考中进士、继而成为官员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写文章的水平。尤其是在北宋王安石变法前，科举最重诗词，要是当时哪个名臣良相脑袋上没挂上个诗人的头衔、没有几首名作传世，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但是学问好、诗词佳跟成为一名合格甚至优秀的官员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这当然是瞎扯淡。历史上固然不乏官声与文名双优的范例，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依然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背景下，绝大多数名臣良相就算他们的文章诗词水平很高，但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出色的政治能力。而要是没有这个本事，哪怕胸中文才诗华充溢到爆炸，结果也只能是。

所以李白毕生到处自荐求官而不可得，苏轼则是捧着金饭碗却把官越做越小、越做越远。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

李宗吾先生总结了数千年历史中所谓成功人物的经验，得出了“厚黑”二字真言，可谓是精辟至极。然而苏轼之所以能成为“全才式的艺术巨匠”（《苏东坡传》），如果也需用二字总结，那就应该是“天真”。

正因为天真，所以他至情至性、至纯至诚，所以他才能那般的豁达豪迈、和蔼可亲、机智幽默，无论进退得失皆能自得其乐。哪怕全世界都在与之为敌，然而在苏轼的眼中，这个世界仍然是美丽的、让他无限留恋的，所以才会写出那些脍炙人口、恍如天成的神仙诗词。

唯有如此，苏轼才能成为千百年来备受敬仰爱戴的苏仙儿。

可是天真与厚黑又是永远无法交叠的两个极端，于是苏轼又用他一生的经历给我们展示了一幕官场倒霉蛋的悲剧。

这是苏轼的悲剧，却又是无数后人的。毕竟所谓的名臣良相在史书中多如牛毛，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而苏仙儿，才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必不可少的那唯一一个。

苏东坡传各章简介 每章分开的~

苏轼（北宋文学家）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人物生平

编辑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5]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6]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7]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8]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9] 好美食，[10] 创造许多饮食精品，[11] 好品茗，[12] 亦雅好游山林。[13]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14]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5]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16]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苏轼画像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17]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18]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19]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20]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杭州苏东坡纪念馆组图(19张)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

苏轼画像

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17]

苏堤三潭映月组图(56张)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苏东坡夜游承天寺

绍圣四年（10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17]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21]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文学成就

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苏轼小像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小像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23]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23]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东坡图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23]

艺术成就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苏轼有什么之称

译者序 ：

卷一 童年与青年

第一章 文忠公

第二章 眉山

第三章 童年与青年

第四章 应试

第五章 父与子

卷二 壮年

第六章 神、鬼、人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第八章 拗相公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第十章 两兄弟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第十二章 抗暴诗

第十三章 黄楼

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判

卷三 老年

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第十六章 赤壁赋

第十七章 瑜珈与炼丹

第十八章 浪迹天涯

第十九章 太后恩宠

第二十章 国画

第二十一章 谦退之道

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

卷四 流放岁月

第二十五章 岭南流放

第二十六章 仙居

第二十七章 域外

第二十八章 终了

第二十七章

海南岛那时是在宋朝统治之下,但是居民则大多是黎人,在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苏东坡就被贬谪到北部沿岸一带去,这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元佑大臣数百个受苦难折磨的,只有他一个人贬谪到此处.朝廷当政派为防止元佑诸臣再卷土重来,在那一年及以后数年,决定惩处或贬谪所有与前朝有关联的臣子.苏东坡贬谪到海南岛不久,司马光后代子孙的官爵一律被削除,好多大官都予调职,其中包括苏子由和范纯仁,调往的地方不是南方就是西南.甚至老臣文彦博,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也没饶过,不过只是削除了几个爵位.打击苏东坡最甚的就是凡受贬谪的臣子,其亲戚家族不得在其附近县境任官职.因为苏迈原在南雄附近为官,现在也丢了官职.

第十四章苏东坡,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幸而安然无事.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时,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神宗元丰二年(一○七九)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在他到任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儿过分的话.只要他单歌咏人民的疾苦贫穷、捐税、征兵,那派小人还能装聋做哑,置之不顾.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势力下蹿升起来的李定和舒直.朝政是在无以名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这类人是唯利是图随风转舵,既无所谓东,也无所谓西.苏东坡过去曾不断给皇帝上表,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就向侍臣赞美苏东坡.现在我们想起来,这些小人以前曾经阻挡苏东坡进京城.万一苏东坡蒙召当权,可就真有危险,因为新政的***物那时不是已经失势,便是已然退隐.

苏东坡到任谢恩表只是例行公事,譬如略叙为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以此美缺相赐.但是苏东坡说：“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隋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一词,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在过去为新政的朋党之争里,这一名词是固定代表那种含义的.李定和舒禀心想苏东坡为什会自信能逃得出他们的手心呢?并且他说在他那个年纪,他担任地方官是因为他不可能再惹是生非.他是不是暗示那些在朝为官的必然会惹是生非呢?古之文人学者,因为没有民权的保障,在措词造句上,便发明出一种极其微妙难以捉摸的表现法,而阅读的学者也养成一种习惯,乐于寻求含义于字里行间之中.在中国古代,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报纸.苏东坡所写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在神宗熙宁元丰二年(一○七九)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数日之后,舒禀,当时尚在御史台,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内容关于农人青苗,农人三个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他说写的那种诗,显示苏东坡不但考虑欠周,也是不忠于君.舒禀随同弹劾表章,附呈上苏东坡印出的诗集.李定,现今升为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一共有四份弹劾苏东坡的表章.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李定,当年因隐瞒父丧司马光骂他是禽兽不如,现在担任检察官.他挑选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派到湖州去,免去苏东坡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御史请求,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皇帝不许.神宗皇帝从无意苏东坡,不过这个案子既然依法控告,他也愿予以充分调查一番.

苏东坡的一个好友王洗,是他印了苏东坡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子由送信,子由立刻派人去告诉苏东坡.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大竞赛.朝廷使者偕同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火速出发.但是他儿子在靖江忽然生病,于是耽误半天的行程,结果苏子由派的使者先到.

这个消息到达时,苏东坡是何等心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到达湖州不久,也很喜欢这个新职位.他常和长子去山林间漫游,同游的还有子由的女婿、女婿的弟弟.在苏东坡记游飞英寺的诗里,他说自己“莫作使君看,夕以中已非”.他最好的朋友画竹名家文与可已在二月去世,他一直哭了三天.在朝廷的差官正越程前去逮捕他时,他正再度创览他搜集的名画,那是七月七日,正拿出来到院子去晾.他的眼光正好看到文与可送给他的一幅绝妙的竹子,不觉流下泪来.那天他写的那一条笔记特别表现他的奇思幻想,记述他与文与可的友情.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综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日：“吾将以为袜.”及与可自洋州(今陕西洋县)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日：“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苹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日“拟将一段鹅帮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村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日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答其诗日：“世间亦有千寻月,竹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日：“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第篓谷堰竹遗予日：“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根据孔平仲的记载——孔平仲是苏东坡的朋友,他是听湖州祖通判卿说,苏东坡遭逮捕时,那位通判正好在场——苏东坡已经先得到子由给他的消息.他可不知道控告的罪名之轻重.使臣一到,苏东坡就正式请,由祖通判代行太守职务.官差到时,正式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执箱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太守官街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法接他.东坡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因为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东坡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红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苏东坡首先说话.

“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差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相信必有公文.”

皇甫遵问：“他是何人?”通判回禀自己的身份.士兵乃正式递交公文予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皇差要苏东坡立即启程.

官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他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回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

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大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

家中决定由长子迈陪同前往.王适,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现在同他弟弟留在家中,后来才偕同苏东坡全家入京.太守官邸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躲藏藏.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根据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下如雨.官差与士兵的态度与办事的要求,都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钱别.

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风高浪大.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反倒省事.等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在给文彦博的信里,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里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女人和孩子们怕得很,那些兵把他们的东西胡乱扔,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兵丁走后,女人们气冲冲的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把人都吓死了.”然后焚烧他的手稿,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苏东坡是七月二十八日由官家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审问期间很长,前后四十几天.在监里,那个狱卒心肠非常好,大概知道他是谁,对他十分恭敬,每天晚上给他热水洗澡,直到现在每晚上洗热水澡,还是四川人的习惯.

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他儿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有几天,苏迈要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交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那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和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词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他表示愿世世为手足.在诗里他又细心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携走.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狱卒.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写的片纸只字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

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此书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陆游勤于写日记,对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的.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过.北宋在靖康元年(—一二六)灭亡时,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在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官员看到这一份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陆游记载说,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我们不敢确言今日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

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总括起来,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中伤.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法.

舒禀在表章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龛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凌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诗为主.……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后世,可谓尧舜之用心矣.轼在此时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官为省郎,职在文馆.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悻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且人道所立者、以有义而无逃于天地之间者,莫如君臣.轼之所为忍出于此,其能知有君臣之义乎?为人臣者苟能充无义之心往之以为利,则其恶无所不至矣……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有而已.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另一御史的弹劾表里,完全是强词夺理的指责.在苏东坡到湖州上任途中,曾为张氏园写了一篇记.在此一篇文章里,苏东坡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那位御史在他忠君报国的热情之下,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实在大逆不道,他说：“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东坡.在奏章前面序言中,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途叨儒馆.”他又接着说苏东坡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其当杀理由之一是,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东坡拒不从命.另一个当杀的理由是,虽然苏东坡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奸,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后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审问在八月二十日开始,被告自称年四十四岁(按西方计算法为四十二岁),然后叙述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又把由他推荐为官的列出姓名,因为大臣为国家举荐人才充任公职之贤与不贤,与其本人之贤德大有关系,自然甚属重要.据说,他自为官始,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他任职凤翔为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钢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东坡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时所作的那首诗,对农民食无盐、青苗之弊端,曾出怨言,以及弹劾表章中之其它若干情节.他想不起曾写过其它与时政有关的诗文.有好几天内,他否认给朋友写过讽刺诗,一直声称无罪.至于何者应视为毁谤朝廷,何者不应视为毁谤朝廷,颇难断言.还有,何者构成“毁谤”,亦复如此.但是在八月十三日,他决定服罪.他承认曾写讽刺诗讥刺当政,且与朋友以此等诗互相投寄.不过他“并未隐瞒”,至于内容如何,解释容有不同而已.在审讯期间,他奉命在下列一道供词上签字：“入馆多年,未甚插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苏东坡的朋友当中,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有一百多首诗在审问时呈阅,每一首都由作者自行解释.因为苏轼措词精炼,用典甚多,幸而有此审问记录,我们得见作者自己对好多文句的阐述分析.只有读者完全了解那些典故,才能把握文内的含义.我读诗一向对那类诗避而不观,因为那些隐喻、史实,都需要单独解释,读来甚感吃力,作者自己卖弄学问,为读者加重负担,殊为无谓.其实这样炫耀也并不困难,因为数百年来,苏诗的评注家一直忙着在历史和唐诗里发掘苏诗用典的出处.

对苏东坡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最有趣的指控中,有一条是写两株老柏的七律.诗里说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这两句诗认为是对皇帝大不敬,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不应当说在九泉地下.另外还有一首牡丹诗,在诗内作者叹造物之巧,能创造出牡丹种类如此之繁多.御史解释此诗为讽刺新当政者能制定如此多之种种捐税.《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妃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东坡在对方大部分指控上,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自然有愤怒之感、失望之声,足以表明自己对当道的苛酷批评,罪有应得.

在给朋友驸马王诜的若干首诗里,有一行诗是坐听“鞭答不呻呼.”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通”.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在给朋友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那些男尸、女尸、婴尸都饿死于路也,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关于他给朋友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罚酒一杯.在给曾巩的一首诗里(曾巩官位不高,但是一代古文大家人他说厌恶那些“股耳如惆蝉”的小政客.在他给张方平的诗里,他把朝廷比为“荒林惆蛰乱”和“废沼蛙蝈*”,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在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我们也知道在给周郎的诗里,他把当权者暗比做“夜果”.在写杭州观潮时,他说东海若知君王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在他一个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了两首诗给他,把那诗仔细看一下,也颇有趣.并且可以了解官吏的愤怒,也可略知苏诗字里行间的含义.若按字面译成英文而不加注释,便毫无意义可言.其中一首说：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苏东坡承认他很佩服这位朋友,所以用孔子的不怨不容这种说法把他比孔子.第二行指东汉大经学家派弟子东行的典故.第三行指西汉萧何以智勇在朝收平淮南王之乱于无形.第六行指良马出于冀北,又进而指韩愈马说中的伯乐过冀北之野,而冀北骏马遂空一事,亦指满朝已无真才贤士.第五行指鹤立鸡群,亦即贤人与小人之比,隐含之义即在朝之庸庸碌碌者,皆鸡鸭之辈,于是长鸣非鹤莫属.最后一行更易令人致怒,因为诗经上有两厅‘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他给那位朋友的第二首讽刺诗如下：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缓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这首诗的前三行指的是虚伪的读书人侈谈仁义,实则以此为求取功名富贵的阶梯,并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麦青青”一典,按苏东坡的意思,是由庄子论追求利禄官爵的人而来,那些人一生迷恋官爵,埋葬时口中含有珍珠,但是他们的坟墓早晚会夷为青青的麦田.第四行包含另一个庄子上的典故.楚王愿以高位请庄子去做官,庄子谢绝,并且告诉国王的使者一个故事：有一个专吃腐肉的乌鸦,找到了一个腐败的老鼠,正在一棵树上大享其美味,这时一只仙鹤赶巧从旁飞过,乌鸦以为仙鹤来抢它的美味,就发出尖叫的声音想把仙鹤吓走,但是仙鹤高飞到白云中去了.这个故事的含义,就是苏东坡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苏东坡会以为因写诗而被捕、受审为有趣,他一定以在法庭上讲解文学上的典故为乐事.

当时大家深信苏东坡对朝廷至为不敬,他曾把当政者比为呜蛙,比为呜蝉,比为夜袅,比为吃腐鼠的乌鸦,比为禽场中的鸡鸭.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骂他们为“沐猴而冠”,不是人而装人.总之,苏东坡是看不起舒禀、李定那等人,那么舒禀、李定为什么要对苏东坡有好感呢?

审问终结,大概是十月初,证据呈给皇帝.牵连的人很多,尤其是驸马王诜,在审问时牵扯到他,因为他曾和苏东坡交换过各种礼物赠品.皇帝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备查.

仁宗的皇后,她一向支持苏东坡,这时染病而死.她死前曾对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弟兄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正受审问.这都是小人跟他做对.他们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现在想由他的诗入他于罪.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屈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这些话实际上等于遗言.

在十月十三日,御史们将案子做了个提要,送呈给皇帝御览.由于太后之丧,案子拖延了些日子.苏东坡在狱中等待案子的结果和自己的命运吉凶之际,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

数年之后,苏东坡告诉朋友说：“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暮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看一个人走进我的屋子.一句话也没说,他往地上扔下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我以为他是个囚犯,不去管他,我自己躺下也睡了.大概四更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向我说：“恭喜!恭喜!”我翻过身子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小箱子又神秘的走了.

“事情是这样,我刚受弹劾时,舒禀和另外几个人,想尽方法劝皇帝杀我,可是皇帝根本无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宫中一个太监到监狱里去观察我.那个人到了我的屋子之后,我就睡着了,而且鼻息如雷.他回去立即回奏皇帝说我睡得很沉,很安静.皇帝就对侍臣说：‘我知道苏东坡于心无愧!’这就是后来我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缘故.”

遇有国丧,国家总要大赦,所以依照法律和风俗,苏东坡是应当获赦的.那些御史本打算把反对派乘此机会一网打尽,如今倘若一大赦,他们的心血岂不完全白费!李定和舒禀十分忧闷.这时,李定奏上一本,对可能合乎赦罪的那些,力请一律不得赦免.舒禀并进而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东坡另外的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副相王挂在诸御史的逼促之下,一天突然向皇帝说：“苏轼内心有谋反之意.”

皇帝大感意外,回答说：“他容有其他过错,他决无谋反之意,你为何这么说?”

王挂于是提起在苏东坡的柏树诗里说龙在九泉一事,那含义是将来某人命定要成天子,要自暗中出现,此人出身寒微.但是皇帝只说：“你不能这样看诗.他吟哦的是柏树,与我何干?”

王挂于是沉默无言.章停,当时还是苏东坡的朋友,为苏东坡向皇帝辩解说,龙不仅是天子的象征,也可以指大臣,于是从文学上引出例句,用以支持自己的理论.

苏东坡的朋友呈上的证物都审查完毕,皇帝指定自己近人重行查阅.根据御史的案子提要,此种毁谤朝廷要判流放,或是两年劳役,在苏东坡这样的案子,比较严重,应当是削官两极.自法律上看,理当如此.因案情重大,尚待皇帝亲自决定.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使舒禀、李定大失所望,宫廷官员发出了圣谕,把苏东坡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在受到牵连的人之中,三个人受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与苏东坡,并时常与他交换礼物,并且身为皇亲,竟不能将此等毁谤朝廷的诗文早日交出,削除一切官爵.第二个是王巩,他并没从苏东坡手中得到什么毁谤诗,他显然是无辜受累,也许是为了私人仇恨的缘故,御史们要处置他.随后几年,苏东坡不断提起王巩固他受累.我们知道王巩的奢侈生活习惯,这次发配到遥远的西北去,日子是够他消受的.

第三个是于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在证据上看,子由并不曾被控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是因为家庭关系,他遭受降职的处分,调到高安,离兄长被拘留的黄州约有一百六十里,任骛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和苏东坡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在监度过四个月又二十天.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在喜鹊吱喳啼叫声中,看见行人在街上骑马而过.

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诗里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一首诗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苏东坡的贵人

问题一：苏轼被称为什么之一 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也是三苏之一

苏轼于宋仁宗景?三年（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2]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3]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4]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5] 好美食，[6] 创造许多饮 *** 品，[7] 好品茗，[8] 亦雅好游山林。[9]

进京应试

嘉?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

。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1]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

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问题二：苏轼有哪些称号 东坡居士;与父苏洵弟苏撤(车字旁的)合称'三苏';又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二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父子同列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为人宽大如海。苏轼中进士时二十一岁，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1080年（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人称“苏东坡”。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问题三：苏轼有哪些称号？ 苏轼姓苏名轼。其父苏洵曾揭示其取名本旨云：“轮福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嘉佐集?名二子说》取名似乎暗含有“促其自励以成大器”之意。苏轼与其父苏洵、弟苏辙，世人合称“三苏”。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清人张鹏翮撰其三苏祠联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称为“四大家”。苏轼的称谓约有数十种，今据冉先生《苏轼的称谓》择其主要者加以补充说明，并作一点考证，略述于后。

宋人陈师道《后山词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退之”即韩愈之字，子瞻即苏轼之字。《白虎通德论》指出“闻其名即知其字，闻其字即知名”。可见字和名大都互相关联。“瞻”者“远望”也，盖取义于《左传》“登轼而望之”。苏轼虽叫“大苏”，但他不是苏洵长子，还有一兄名“景先”，在苏轼三岁那一年（1038）夭折，因此，苏轼又有一字“和仲”，跟名失掉关联。后人称他“长公”，纯属敬称。“长公”“次公”“少公”与“伯”“仲”“季”排行呼名相类。晁补之《同鲁直和普安院壁上苏公诗》云：“龙蛇动屋壁，知有长公诗。”因此，明人编有《苏长公合作》《苏长公表启》《苏长公文燧》等书。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官黄州。友人马正卿为他在郡中请得“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他为这块山下荒地取名“东坡”，又自号“东坡居士”。据考，宋人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白乐天为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本朝苏文忠公……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愿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东坡”之称，乃袭用白乐天的原名。

珐而，称谓“东坡”者众。如陆游〈〈渭南文集〉〉称：“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辞多不协律”；而元好问〈〈新鲜乐府引〉〉则称：“自东坡一出……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东坡”见于褒贬文辞之中。又如陈廷焯〈〈云韶集〉〉云：“东坡词极名士之雅，稼轩词极英雄之气。”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东坡”见于苏辛并称之中。同时，连苏轼自己撰文也常称“东坡”。如〈〈朝云墓志铭〉〉云：“东坡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四年，忠敬若一。”文中“东坡”代替了“余”之称谓。

后来他又“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葺堂五间。堂成于雪中，因绘雪于四壁，榜曰东坡雪堂。”（引自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十一）南宋王十朋《游东坡十一绝》云：“我宋人才盛元佑，玉堂人是雪堂人。”“雪堂”可算是苏轼的别了。

清人郑文焯在《东坡乐府》中评苏轼《水调歌头》之词，谓其“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刘熙载《艺概》卷四里又说苏轼之词“具神仙出世之姿”。于是有人常誉称苏轼为“仙坡”。元好问《奚官牧马图息轩画》云：“奚官有知应解笑，世无坡仙谁赏音？”黄升《花庵词选》论陈与义词，曾云：“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有人将“坡仙”改作“苏仙”，同样是誉称。黄庭坚《次韵宋懋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观翰林公出邀诗》云：“还作遨头惊俗眼，风流文物属苏仙。”

苏轼一生，历尽坎坷，晚年流放岭南，后虽遇大赦，但病卒于常州。直到南宋孝宗朝（1163），才给予平冤昭雪，恢复名誉，并赠太师，谥号文忠。（见《宋史。孝宗本纪》）后人遂称苏轼为“苏文忠公”。清人王鹏运《半老塘遗稿》云：“北宋人词……惟苏文忠公之清雅，琼乎轶尘超迹，令人无从趋步。”上述《二老堂......>>

问题四：苏轼和哪几位名人并称什么？ 明初朱后最初将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 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的《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唐宋作家的作品。畅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拜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轼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又合称“苏门六君子”。

问题五：在苏轼的什么中 苏轼和哪2位被称为3苏 北宋散文家苏洵（号老泉，字明允）和他的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人称为苏东坡）、苏辙（1039～1112)被称为三苏 。

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

问题六：苏轼的什么并称苏轼四绝 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纵观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仕途不顺，然而，苏东坡豁达的胸怀一直被后世人所称赞，苏东坡能有此胸怀和他的养生之道息息相关。有一次，苏东坡的好友张鹗，向他请教养生之道。苏东坡大笔一挥，写了养生四绝：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

接着，苏东坡解释说，“无事以当贵”，也就是说人不要把功名、利禄和荣辱得失，看得太重，如果能在情志上任性逍遥，随遇而安，无事以求，比大富大贵更能使人延年益寿。

“早寝以当富”，对老年人来说，养成良好的起居习惯，特别是早睡早起，以求获得更多财富更显富贵。

“安步以当车”，是说人不要太讲求安逸，应多步行，少骑马乘车，多运动就可以强健肢体，通畅气血。

“晚食以当肉”，主要说，人应该用已饥方食、未饱先止，从而做到对美味佳肴不会贪吃无厌。

东坡的养生之道也启示我们，养生首要是陶冶心性、情操，其次要有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多运动，吃饭七分饱，不挑食，这样自然能延年益寿。

问题七：苏轼的雅称是什么? 苏轼（1037～11罚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四川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

问题八：一般称苏轼为宋朝诗人还是词人？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宋诗中有“苏黄”的并称；宋词中则有“苏辛”同列，他在这两方面的造诣非常之高，诗词中都有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著作，对后世皆有深远影响。因此并不能简单的把他列为诗人或者词人。

问题九：苏轼被称为什么之一 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也是三苏之一

苏轼于宋仁宗景?三年（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2]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3]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4]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5] 好美食，[6] 创造许多饮 *** 品，[7] 好品茗，[8] 亦雅好游山林。[9]

进京应试

嘉?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

。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1]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

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问题十：苏轼有哪些称号 东坡居士;与父苏洵弟苏撤(车字旁的)合称'三苏';又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二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父子同列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为人宽大如海。苏轼中进士时二十一岁，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1080年（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人称“苏东坡”。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 ——我读《宋史》（1）

? 苏东坡是我最敬佩的大家，没有之一。我读《宋史》，当然先读列传苏轼这一章。

? 苏轼（公元1037年——公元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赋、散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是中国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苏东坡生性放达，为人率真，品行高雅。

? 苏东坡牛到什么程度？我说的你可能不信，我们来看看北宋两位皇帝对苏东坡的评价。

? 宋仁宗初读苏轼、苏辙写的《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仁宗的孙子宋神宗欣赏苏东坡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宫中读苏东坡的文章，常常膳进忘食，吃饭时偶尔停下来看点东西，那一定是苏东坡的诗文。一天，宋神宗与身边大臣谈论古今人才，宋神宗问道：“苏轼可与哪位古人相比？”大臣们回答：“堪比李白。”宋神宗说：“不对，李白有苏轼的才气，却比不上苏轼的广博。”

? 有人说，什么叫？就是童年有个好父母，读书遇到好老师，工作碰见好领导。

? 的确如此，苏东坡就碰见了一位好领导，他的贵人——欧阳修。

? 欧阳修（公元1007年——公元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江西吉安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一生成就巨大，有两项最突出：一是大力倡导诗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二是慧眼识才，荐拔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程颢等杰出人物。客观地说，欧阳修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伯乐。

? 欧阳修年长苏东坡三十岁，苏东坡穿开裆裤时，欧阳修已名扬天下。

?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大宋举办公务员考试，首席主考官就是欧阳修。此次考试高手 云集，苏轼、苏辙、曾巩、程颢等都名列其中。20岁的苏东坡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信心十足地交上了自己的答卷。身为评委的文坛大师梅尧臣阅卷时，发现了这篇佳作，马上推荐给主考大人欧阳修。看了这篇文章后，欧阳修被其文辞简练、平易晓畅的文风所吸引，赞不绝口，提起笔来就想写个“拟荐第一名”（科举考试名次最终由皇帝定夺），刚要落笔，忽然又想：此妙文出自何人之手呢？（当时考卷上考生姓名也是密封的哦）于是，欧阳修和梅尧臣俩人对照考生名单，一一排查，最后选定一位疑似人物——曾巩。曾巩，何许人也？欧阳修的得意弟子啊！不大好吧，第一名给自己的弟子，你欧阳修不是明摆着有嫌疑吗？于是欧阳主考心不甘情不愿地批示：“拟荐第二名”。

? 过了几天揭榜了，欧阳修才明白真正委屈的不是曾巩，而是后生苏东坡。当然，苏东坡并不知道这其中故事，“第二名”已经让他狂喜不已，不久，他特地修书一封致谢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看后更是被苏东坡的才气所震撼，感慨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成语“出人头地”就是从此处得来。此后，苏东坡名声日增。

?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在恩师欧阳修的大力推荐下，苏东坡参加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说的“三年京察”，得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自此苏东坡开始走入官场。制科考试是宋朝的一种特殊的考试制度，是不定期的，程序比科举考试繁琐。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员由朝廷中的大臣推荐，先参加一次预试，最后，由皇帝亲自出考题。制科考试的选拔非常严格。宋朝总共三百多年的历史，科举考试选了4万多进士，而制科考试只进行过22次，成功通过的人只有41人。制科考试分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其中第三等其实是最高等，第一等和第二等是皇帝人为虚设的，反正谁也中不了，以彰显皇帝的考题和要求严格。“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苏）轼而已”。

? 南宋文学家朱弁的《曲洧旧闻》记载：苏东坡的文章一写出来，就会被人争相传诵，传到欧阳修手里，他看后会整天兴奋。一天，欧阳修对次子欧阳棐说：“儿子啊，今天你记住我老爸的话，三十年后，人们恐怕就不会记得你老爸的名字了！”言外之意是说将来苏东坡一定会超越自己。事实正如欧阳修所言，在他死后近三十年间，苏东坡真的成为了北宋文坛盟主，直至如今，无人超越。

? 欧阳修当仁不让地成了苏东坡的“贵人”，而苏东坡对自己的恩师也推崇备至，在为欧阳修的《居士集》作序时曰：“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 欧阳修四岁丧父，从小受母亲郑氏教诲，小小年纪就敏悟过人，读书过目不忘，成年后进京应试，礼部会试第一，中甲科进士，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宋仁宗勉励他要敢于说真话。保州发生了兵变，皇帝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皇帝对欧阳修说：“你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只管说。”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皇帝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分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

? 欧阳修的管理才能也是一流。包拯主管开封府以威严出名，东京城秩序井然，继任者欧阳修主管开封府，依照常理简易施行，不求显赫威名，京师也是安定太平。

? 人怕出名猪怕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欧阳修一生中遭受了两次很大的打击，而且都与绯闻有关。

? 第一次是欧阳修与其“外甥女”的是是非非。

? 这个“外甥女”，不是他的嫡亲外甥女。欧阳修的妹妹嫁给了一个叫张龟正的人，张龟正有个女儿，是其前妻所生。张龟正死后，欧阳修的妹妹带着小女孩投奔哥哥，在哥哥家中寄住过一段时间。这个小女孩长大后，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但此女不守妇道，和欧阳修堂侄家的仆人私通，暴露后，案件在开封府审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张氏突然说自己未嫁时曾和欧阳修有私情。后来南宋枢密院编修官王铚所作的《默记》是这样说的：“（张氏）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词多丑鄙。”也就是说当时张氏想减轻自己的罪行，在公堂上说了欧阳修的一些坏话，很难听。其实张氏这样做，对她减轻罪行也并无帮助，但对欧阳修就影响大了。在当时，这件事无异于引爆了一颗重磅，欧阳修被传讯到开封府，开封府审理数月，也没有头绪，因为原告的诉讼不明确，被告的辩词也无法验证，只好将欧阳修放了。这事越闹越大，老对头宰相吕夷简趁机打压欧阳修，判欧阳修侵占外甥女张氏嫁妆之罪，将他贬至滁州，当了“醉翁”。

? 第二次是欧阳修与其儿媳有染的“故事”。

? 按民间通常的说法，公公与儿媳妇有一腿，叫“扒灰”。无论古今，这种关系都属不伦之恋，很恶心，所以，打击敌人的一个最阴险的手段，就是玷污他的私生活。有这么一个说法：王安石或者苏轼曾对美丽的儿媳表示好感，他们把儿媳比作琵琶，自己想在上面“弹一曲”，儿媳也风流大胆开放，作诗回应：如公公弹一曲，肥水不流外人田。好个“肥水不流外人田”，正当翁媳作诗传情的时候，儿子回来了，情急之中，公公只好将写在墙上或者桌上的诗仓惶抹掉，称之“扒灰”。

? 这样的故事无论是放在王安石身上，还是套在苏轼身上，根本没有可信度。

? 但对于风流倜傥的欧阳修来说，就百口莫辩了。

? 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薛宗孺犯了事，受到弹劾，薛宗孺希望欧阳修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为他开脱，欧阳修却上书要求及时秉公处理。薛宗孺大为光火，就造谣说欧阳修与其大儿媳吴春燕有染。由于薛宗孺与欧阳修的亲威关系，外人当然认为他的话可信度高，以为是家丑曝光，而且这种隐私谣言的传播速度很快。御史蒋之奇，为了变法党争中的个人利益，逮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此事上大做文章，上书弹劾欧阳修有违人伦、道德败坏，帷簿不修。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并不亚于前一场绯闻案。幸亏当时不满二十岁的宋神宗很有主见，明白欧阳修是受到了小人的诬陷，他相信欧阳修的人品，亲自过问此事，主持公道，将诬告欧阳修的蒋之奇贬为监道州酒税,并给欧阳修写信说：“数日来以言者污卿以大恶，朕晓夕在怀，未尝舒释。故数批出，诘其所从来，迄无以报，今日已令降黜，仍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大意是说：我把诽谤你的大臣都贬出了京城，并把他们的罪恶张榜朝堂，让朝廷内外都知道他们所言虚妄之事，你就安心理政吧。

? 第二件绯闻案对欧阳修的打击很大，他心灰意冷，一再请求辞官归乡，但未被允许。几年之后，一代大儒欧阳修就去世了。

? 我相信这两起绯闻案是欧阳修的政敌对他的抹黑。

? 但欧阳修一生之中确实做错过一件事，一件很不光彩的混帐事，那就是诬陷大将狄青。

? 狄青（公元1008年——公元1057年），字汉臣，山西汾阳人。北宋最最著名的军事家、将军。狄青十六岁时代兄受过而充军，面有刺字，善骑射，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为延州指挥使，勇而善谋，在宋夏战争中，他每战则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立下赫赫战功。在4年时间里，他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8箭，从不畏怯，后因功升任枢密使（级别相当于现在的院总理）。

? 但是，在文人治国的北宋，武将们似乎不吃香，连饱读经书的欧阳修也象是搭错了神经，跟着别人攻击狄青。

?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七月，欧阳修上书弹劾狄青，洋洋数千言，举不出一条得力罪证，反而称赞狄青：“青之事艺，实过于人”，“其心不恶”，“为军士所喜”，任枢密使以来，“未见过失”。那么罪名是什么呢？想来想去，老欧竟然托虚妄的阴阳五行说，把当年的水灾归罪于狄青，说：“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的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官而显示的征兆。（是不是很莫名其妙？）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仅做了四年枢密使的狄青被罢官,但因无过，被贬至陈州。狄青到了陈州之后，朝廷仍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去“抚问”，实则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惟恐再生祸乱，不到半年，发病郁郁而死，年仅四十九岁。

这就是欧阳修，他做的这件混帐事，似乎再次印证了那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