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俑的价值_清代十二生肖俑人像

1.湖南湘阴出土的隋墓葬十二生肖俑有什么特别之处？

2.南湘阴和山东嘉祥都出土的隋墓葬有哪些墓俑雕塑？

3.古人陶俑对中国泥塑有什么影响

4.湖南湘阴和山东嘉祥的隋墓葬中出土了什么文物？

5.求一篇文章 （关於中国古代陶俑）

潮州瓷器

中国广东潮州及附近县镇所产的瓷器。潮州市位于广东省东陲潮汕平原的韩江两岸，历史上是瓷器的主要产地和出口地。市郊有飞天燕瓷土矿，资源丰富，品质优良，构成了潮州瓷器发展的基本条件。

唐代潮州已生产青白釉瓷器。宋代，城东的笔架山水东窑生产规模更大。明、清时期，主要产地在枫溪，相继有彩瓷出口，至康熙年间更具规模。1915年，潮州彩瓷在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奖。1950年以后，生产规模继续扩大，质量迅速提高。1986年潮州瓷器分别获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金杯奖、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质奖和保加利亚国际博览会金质奖。潮州已成为包括采矿、陶瓷生产、陶瓷机械制造、陶瓷科研与教学在内的陶瓷综合产区。

潮州瓷器瓷质纯净、细腻，釉色有白、青、影青、黄、酱色等。瓷制品包括日用瓷、艺术陈设瓷、建筑及工业陶瓷，其中以艺术陈设瓷著称。瓷塑、通花、瓷花是潮州市枫溪镇独特的高级艺术品。瓷塑人物、动物、盆景构思巧妙，立意新颖，工艺精细，造型大方，线条优美。这些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工艺瓷也称作美术瓷，潮汕的工艺瓷有两个种类，一种是瓷塑，一种是彩瓷。

瓷塑在潮汕的起源，可以追溯得很久远。1976年，揭阳新亨出土一个骨灰罐。罐有盖，盖顶塑一朵莲花。罐的正面有长方开门框，门楣有桃花浮雕纹饰，门两边塑着武士装束的门神，戴盔披甲，持斧执剑，眼圆嘴方，神态威武。门框两侧罐腹各贴一条盘龙，龙背上方分列十二生肖神像，着袍执笏，躬身而立，龙和神像都是高浮雕。罐足为三层仰莲浮雕。这个骨灰罐，《揭阳文物志》说是南朝时期的产品，时间可能定得过早。佛山、南海、新会等地出土过不少同类器物，造型装饰，都与揭阳的这个骨罐相似，是唐代佛山窑的产品。韶关唐代张九龄墓出土的十二生肖陶俑的造型，与此罐十二生肖神像也相同。这个骨罐，应该是唐代的制作。这个罐的装饰，已经包括了潮汕近现代瓷塑人物、动物和花卉三个类型。不过，骨罐为陶质，也不一定是本地产品；真正可以算得上潮州工艺瓷塑的，年代最早应该是笔架山窑产品。

宋代笔架山窑的瓷塑，有捏塑和雕贴两类。除了为炉、壶、盂、罐一类日用器皿装饰之外，作为观赏瓷器制作的，还有西洋狗、狮子、人像和佛像。现在收藏在潮州市博物馆的一批宋窑西洋狗，头大身短，双耳圆而垂，神态各异。制坯的艺人捏、雕兼用，手法极简练而能传神，造型技巧相当高明。该馆收藏的另一件宋窑瓷塑，是被命名为“麻姑献寿”的妇人像。人像作半跪姿势，双手抱罐，体型健壮，面容饱满。睑和手部用很明净的线型塑出，略带图案化，却准确而生动。衣服的褶纹简单而自然。从这些佳作看，宋代潮州窑瓷塑的工艺水平不低。

但是，宋代潮州窑的瓷塑工艺，与晚清以来潮汕的瓷塑工艺，并没有传承关系。随着元代笔架山窑口的废弃，明代海外贸易和佛教信仰的衰退，瓷塑在潮汕近乎绝迹。到清代同治年间开始复兴。但当时的潮州瓷塑，以佛像和小型的动物玩具为主，而且使用印模生产，带着浓厚的商业色彩，工艺水平不高。一直到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以潮州枫溪为代表的潮汕瓷塑才真正复兴，出现一批瓷塑艺术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枫溪瓷塑，以仕女人物和堆塑通雕花篮、贴花通雕花瓶最有特色。

枫溪瓷质地细腻，色泽洁白，宜于塑造仕女人物。艺术家们利用这一特点，精心设计、着意雕琢，所塑造的仕女人物造型娇俏婀娜，线条明快流畅，釉彩莹润洁雅，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枫溪的仕女人物瓷塑，轻盈精巧，体现出一种阴柔的美，一种秀美。它是否也在某一个角度上，体现了现代潮汕文化的性格?

堆塑通雕花篮和贴花通雕花瓶实际上只是一种类型。它吸收了潮汕其他民间工艺美术——例如木雕和石雕的携刻镂空手法，制成通雕花瓶或者花篮，再堆贴用装饰土制作瓷花，烧制而成。枫溪堆塑通雕花篮，以1979年制作的大型作品“春色长在大花篮”为代表作。这件作品高1．2米，直径80厘米，玲珑通透的通雕花篮中，堆塑了600余朵缤纷盛开的瓷花，瓣薄如纸，芯细如丝，色彩淡雅，如春色宜人。1982年，花篮送到德国展览。参观者无不惊叹这件作品的巧夺天工，称誉它是“永不凋谢的鲜花”。现在，“春色长在大花篮”作为地方特色工艺的代表作品，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内。

彩瓷指用彩绘对瓷器进行装饰，有釉上彩、釉下彩、粉彩等形式。潮汕彩瓷用于餐具、茶具这些日用瓷的装饰，但更能体现其特点的，还是花瓶、壁挂、立屏一类高档陈设瓷器的制作。

潮汕彩瓷的产生时间还很难明确断定，只能约略说这是清代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工艺。明代嘉靖年间到清代初期，潮汕的瓷窑生产的基本上是碗、盘等日用青花瓷器。民间艺人摹仿中国水墨画的技法，用毛笔蘸着青花色料，在瓷坯上绘画花卉、山水、人物、鸟兽，题写诗词，配以锦纹、菊瓣、缠枝花一类花纹。青花瓷器的生产，为彩瓷工艺的发展积累了必要的技巧经验。到清代中叶，潮州制瓷艺人开始生产彩瓷。潮州彩瓷引进了江西景德镇的三彩、五彩、粉彩和广州的积金彩等技艺，并从本地其他民间工艺种类吸取营养，逐渐形成自己清新鲜丽的特色。

潮汕彩瓷按彩绘形式的不同，大体可以分成诗画、开光、满彩和金地万花四个大种类。诗画式，是在白地瓷器的一方器面上绘画，而在相对的另一个面题写诗词。诗情画意，相映成趣。开光式即在器型的主要部位空出一飞寸或多个白瓷面，白瓷面采用亚字形、果形、花形、瓶形、鱼形、书形或者扇形的形状，称为开光。开光瓷面，绘以书画，它的外围，则用不同色彩的锦地纹饰或图案花边衬托。满彩多用于大件花瓶的装饰。它的特点，是用均匀、饱满的构图，在瓶坯上绘满纹彩，不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观赏。金地万花则在瓷器正中部位绘上主要图样，图样周围加满陪衬纹饰，再填上金地，将整个瓷面完全覆盖。金地万花具有色彩鲜艳、富丽堂皇，构图匀称而主次分明的艺术特色。

到清末，潮州彩瓷业发展较快，府城和枫溪一共有彩瓷作坊二十多间，从业艺人有三百余人。潮州的彩瓷工艺完全成熟，它接近于广彩，又具有自身特色，南洋商人在订购中国瓷器的时候，把它称为“潮彩”，以示与广彩有所区别。这一时期，潮彩的名师和精品也出现了。宣统二年(1909)，潮彩艺人廖集秋创作“百鸟朝凤”盘，许云秋、谢梓庭创作的人物盘碗，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上都获得了好评。80年代以来，潮汕彩瓷工艺更上一层楼，作品连连获奖。最骄人者，有广东省潮州市彩瓷总厂研究所集体制作的“堆金牡丹花鸟三百件天球花瓶”。这件作品采用潮彩勾勒、洗染、填色技法和釉上堆金工艺，二次烧制而成。瓶颈和瓶脚用满彩花纹图案装饰，瓶体用工笔描绘出8朵怒放的牡丹花，叶绿花红，花枝上，白头翁栩栩如生。花和叶的边缘用金线条堆起。整个花瓶，清雅与繁富，淡远素朴与金碧辉煌，是那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赏心悦目，富有浓厚地方特色和较高艺术欣赏价值。在1986年莱比锡世界春季博览会上，这件潮州彩瓷代表作获得了金质奖章.

湖南湘阴出土的隋墓葬十二生肖俑有什么特别之处？

陶俑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瑰宝，在中国美术史和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俑，《礼记?檀弓》曰：“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小仁。”郑玄解释其中“俑”字说：“俑，偶人也，有面目肌发，有似于生人。”这说明“俑”的最初含义应该是指具有人物形象的雕塑，以后“俑”的含义外延不断扩大，逐渐将动物的形象也包括在内，形成我们今天所说的“俑”的概念。

中国古代陶俑的产生始于新石器时代，那时的人们用泥塑的各种人物和动物形象作装饰，当时的陶塑人像并不是古代文献中所诠释的俑，而是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以及其他更为复杂的宗教观念有关。至殷商时期，出现了作为人殉替代品的“俑”，自此，陶制的俑开始成为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主体。随着历史的推移，陶俑雕塑艺术在风格上经历了秦的博大雄健、汉的朴拙豪放、唐的瑰丽大气、宋的淡雅含蓄以及元明的粗率衰落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陶俑,是1937年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商代晚期王室墓葬中出土的三个带手枷的陶制人物俑，俑的尺寸不大，头发盘起，男俑双手被枷于背后，女俑双手被枷于胸前，面部表情忧郁，据推测其身份应该是奴隶或是战俘。这三件陶俑用于随葬其作用应与人殉是相同的。

陕西是中华民族民族生息、繁衍，华夏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在这里建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千姿百态的历代陶俑不断被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代陶俑雕塑艺术的认识。目前，陕西地区时代较早的陶俑有陕北黄陵新石器时代的人头像，但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陶俑应是铜川市枣庙乡春秋晚期秦墓中出土的彩绘泥俑。泥俑分为侍卫、侍仆和动物俑三类，用红胶泥捏塑而成，未经焙烧。这批泥俑沿袭了商周时期陶塑作品的风格，庄重有余而活泼不足。

战国时期的陶俑有1954年宝鸡市李家崖出土的乐俑，1995年咸阳市塔尔坡秦墓出土的2件彩绘骑马俑。后者属于战国晚期，以捏制的方法制成，未经烧制，仅仅表现出俑的用途及其身份，且造型稚拙，在雕塑艺术上较为原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发天下刑徒七十余万，穿治骊山，为自己构筑陵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在秦始皇陵东侧陪葬坑陆续发掘出大批陶兵马俑，其数量之多、个体之美，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都堪称奇迹。它们一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两千多年前秦军兵强马壮、叱吒风云、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历史画面，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秦代的陶俑艺术已经达到了中国陶俑艺术的第一个高峰。

秦代陶俑摆脱了商周陶俑的呆滞和战国陶俑缺乏活力的面貌，以写实见长，在艺术风格上开创了活泼开朗的现实主义先河。工匠们将不同身份、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域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各具特色，显示出我国古代雕塑艺术日趋成熟。秦武士俑比例准确、机警聪敏、骁勇威猛、形象逼真；百戏俑造型生动、魅力四射；文吏俑儒雅拘谨、温文儒雅、憨厚朴实、独树一帜。马的塑造也颇具特色，主要表现为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使用了不同的雕塑手法。马的头部塑造多变而细腻，面颊用大刀刮削，使颌骨突出、颌角分明；马的眼皮、鼻翼和嘴唇用阴线精雕细刻；马四肢的塑造运用线面结合，棱角分明，强健有力；马的身躯肌腱隆突、肌丰骨劲，背脊结实有力，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秦马的神骏。总之，秦代陶俑明快洗练、浑厚宏大的艺术风格，为汉唐陶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制作工艺上，秦俑以捏制和模制为主，并运用了粘贴、刻划、彩绘等多种制作手法，几乎包含了陶俑制作的所有工艺，以后陶俑的制作基本上都以此为基础。因此，秦俑在我国雕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代是中国古代陶俑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一方面国家的强大，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为陶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汉代“事死如事生”的厚葬观念的盛行，则极大地推动了陶俑的制作和使用。从考古资料看，汉代陶俑的种类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男女侍俑外，还有武士俑、骑马俑、文官俑、武官俑、歌舞伎乐俑、百戏俑等，此外陶畜禽俑在汉代大量出现，如马、牛、羊、猪、犬、鸡、鸭、鹅、鸟等，总之，后世所见各种陶俑在这一时期基本上都已经出现。

西汉前期陶俑的制作明显地继承了秦代注重细节刻画、明快洗练的写实风格。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陶兵马俑群，1991年咸阳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出土的大量陶俑，是汉代前期陶俑的代表。杨家湾汉墓是汉高祖长陵的陪葬墓，是目前所发现的西汉时期研究价值极高的兵马俑群，出土的彩绘陶俑有骑兵俑、步兵俑等，具有规格整齐划一、工艺精良、塑造精美的特点。汉景帝阳陵陪葬坑出土的陶俑则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文景之治”时期社会生活尚简朴实的浓郁风气。这两批陶俑都明显表现出了官府作坊陶俑制作的特征。

西汉中后期，陶俑的制作完全摆脱了官府手工作坊陶俑风格的束缚，陶俑艺术呈现出一种新风貌。如陶俑的取材更加广泛，反映追求享乐的各种陶塑以及表示地主阶级占有财富的奴婢和家畜形象等在汉墓中普遍发现。人物的塑造注重内在神韵的刻画，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总体艺术风格粗犷豪放，注重追求简洁明快的动态美。

东汉陶俑艺术在继承西汉写实风格的基础上，又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融入其中，形成了一种寓巧于拙的简朴豪放的艺术风格。东汉陶俑形象的塑造，不刻意追求形体比例的准确和对细节的精雕细琢，而是通过大轮廓剪影式的雕塑形式来表现塑造对象的内在神韵。此外，东汉陶俑题材也更加广泛，各种乐舞俑、杂技俑、百戏俑大量出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战争频繁的纷乱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徙和汉族人民的南下，促使了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大融合，表现在陕西地区陶俑雕塑艺术上就是南北方特色兼有的独特时代风格。

这—时期最为重要变化是新的随葬礼仪制度的确立，陶俑的造型和俑群的构成都有了新的模式，并且逐渐成为制度。这种新的模式对后世影响极大，以后历代随葬陶俑的种类和内容大都基本沿袭这种丧葬制度而没有太多的变化，偶有变化也多随朝代更替在随葬陶俑的组合上有一些增减调整。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新的埋葬制度中随葬陶俑大体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镇墓俑，包括武士俑、天王俑、镇墓兽和十二生肖俑。

第二类是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的出行仪仗俑，包括文官俑、武官俑、男女骑马俑、乐俑以及随行载物的马、骆驼、驴等。

第三类是家内侍仆俑，包括男女侍俑、伎乐歌舞俑。

第四类是庖厨明器及动物模型，有猪、狗、鸡等。

从全国范围来看陕西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不是很多，较重要的是1953年西安南郊草场坡1号墓的发现 ，此墓出土陶俑达120余件，随葬陶俑内容与种类与新模式极为吻合，特别是甲骑具装俑的出土更显重要，它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同类俑中时代较早的。所谓“甲骑具装”，即人和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此类武士俑的出土，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骑兵装备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的历史大背景。1982年陕西安康市长岭南朝墓出土的一批陶俑，则反映了当时庄园经济生活中普通百姓的风貌，与陕西关中地区的陶俑在造型风格上迥然不同。

西魏、北周的势力范围以今天的陕西、甘肃和宁夏地区为主，统治中心在长安，因此这一时期的主要墓葬基本上集中在陕西地区。其代表是汉中崔家营西魏墓和咸阳国际机场北朝墓出土的陶俑，这批陶俑观赏价值极高，每一件俑塑都运用了熟练的雕塑手法，制作精良，造型别致。

唐代是中国古代陶俑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陶俑艺术在此时大放异彩，无论从数量和质量、创作题材和创作手法上都比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三彩俑的出现更加丰富了陶俑的表现力，唐代陶俑所包含的丰富社会内容以及艺术上华丽灿烂的风采，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发展推向了顶峰。

依据考古资料，陕西地区唐墓内随葬陶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为隋至初唐，即隋文帝至唐高宗末年。这一时期盛行以牛车为中心的出行仪仗俑群。

第二期为盛唐，即武则天至唐中宗时期。这一时期仍以出行仪仗俑群为主，只是牛车的位置逐渐被马或骆驼所代替，形成了以乘马或骆驼为中心的仪仗俑群。

第三期为中唐，即唐睿宗至唐肃宗时期。这一时期出行仪仗俑群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表现家居生活的男女侍俑等。

第四期为晚唐，即唐德宗至唐末。陶俑数量和种类锐减，其它材质的俑数量增多。

上述各期陶俑组合的变化，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盛衰以及丧葬习俗、审美观念和社会风尚的演变。

从唐墓出土的陶俑来看，初唐时期的陶俑制作工艺较前代有了显著的提高，表现手法和雕塑技巧日趋娴熟，对于人物外形和神情的刻画细致入微，表达准确，人物形象清秀俊美。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陶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盛唐时期陶俑的形象塑造以肌丰骨柔为特征，崇尚一种以丰腴为美的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贯穿整个盛唐时期，不仅影响到了女俑的塑造，甚至影响到了男俑乃至胡人俑的塑造。1959年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女俑就是这一时期陶俑丰腴为美风格最典型的体现。这种审美意识一直延续到中唐元和年间以后才逐渐消失。

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为盛唐以前的雕塑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仪仗、出行、狩猎、装扮、侍奉、歌舞、旅行、商贾、劳作、饲养等等尽入陶俑造型，陶俑人物形象极为丰富，男女老少、胡汉异族、文官武将、高官显贵、侍仆胡商、乐师舞娘呼之欲出，就连马、驼、驴、牛、狗、狮、鹰、豹等动物也是栩栩如生。可以说，唐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几乎都被工匠们独到的眼光和神奇的雕刀所囊括，他们在创作时既注重外形的刻画，又注意对人物及动物的性格特征的把握，将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强烈生命力的艺术作品。

中晚唐时期陶俑虽然仍具有大唐盛世的风范和余韵，但也逐渐显现出一种颓唐的面貌，陶俑题材、种类和数量明显减少，陶俑制作粗简，程式化趋向日益浓厚。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陶俑雕塑的衰落期。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时期，对自然界的更多认识使人们的丧葬观念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这一时期使用木质明器和焚烧纸明器习俗的兴起，使得墓葬随葬陶俑大大减少。尽管这一时期纸制明器的出现与使用对陶制明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汉唐以来的陶俑雕塑传统依然存在，陕西旬邑县1965年和1978年出土的精美儿童俑就是这种传统艺术的延续。此外，当时理学思想的兴起，也对陶塑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年安康市白家梁出土的女侍俑所具有的婉约含蓄的风格，就是对理学影响下宋代陶俑艺术风格鲜明而生动的注解。

元代陶俑的制作粗率，这是因为，一方面纸制明器的继续流行，另一方面则是深受蒙古族丧葬习俗的影响。蒙古族素以深埋不坟为传统，所以一般不用俑来随葬，只有部分汉族和少数契丹族官僚仍以陶俑随葬。元代陶俑主要出土于陕西和四川，陕西以西安曲江池西村元至元二年(1266年)段继荣夫妇墓、长安县韦曲村泰定三年(1326年)贺氏墓、宝鸡元墓等出土的元俑为代表。陕西元俑都为深灰胎，不上釉，在技巧和制作方法上尚有一定的艺术水准，风格写实，种类有男女侍俑、骑马俑、骆驼俑、马俑等，大部分俑的形象为蒙古族人和胡人。在陶俑的组合上，五代、宋时颇为盛行的神煞俑已消失，人物面貌多具有少数民族及域外文化色彩。

明代随葬器物中瓷制明器几乎完全代替了陶制明器的使用，陶俑仅见于分封各地的藩王墓和一些高级官僚的墓中。陕西出土明代陶俑最重要的墓葬是1986年长安县韦曲朱公镀墓和1990年长安县简王井乡明简王墓。后者出土的300多件彩绘仪仗陶俑，俑的脚底部多有墨书标明其身份，真实地反映了明朝初年藩王贵胄在丧葬上所恪守的礼仪制度。

陶俑作为一种随葬品，是古代人丧葬观念的产物，它不仅直接反映着当时的丧葬习俗和丧葬礼仪制度，同时它又是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一种载体，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产、生活、对外交流等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是对文献资料的形象补充。从艺术角度来看，陶俑是以古代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雕塑艺术品，它不仅真实地塑造了各个时代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身份地位、不同国家民族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昭显着历代人们对于美的理解，通过历代陶俑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各个时代雕塑艺术发展的水平和时代审美风尚的演变。

目前，文物和艺术品收藏热方兴未艾。在收藏过程中，由于利益因素的驱动，我们见到的文物难免鱼目混杂，陶俑作为一个主要门类更是如此。所以，无论是国家文博机构还是社会团体及自然人，对所要收藏的陶俑均应进行全面、认真的鉴别。目前古玩市场上的陶俑和三彩俑以假充真的仿制品多来自陕西和河南，常见的是用新土或石膏等做胎再施彩绘或釉，这类假俑较粗糙，易辨别。还有用古墓里的泥土或汉砖粉末制胎后，再上釉施彩，这类陶俑需要认真辨识。总之，只要从造型、陶胎、彩绘、釉色、工艺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和仔细鉴别，就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由于陶俑的质地较脆，彩绘容易脱落，收藏后在保藏上更要注意用科学方法进行养护，只有这样才能够较长久地保存并体现其历史及艺术价值。

南湘阴和山东嘉祥都出土的隋墓葬有哪些墓俑雕塑？

70年代初，在湖南湘阴和山东嘉祥都曾出土有隋墓葬，前者随葬的侍从俑像均青釉瓷烧成，虽仅十多件，但却另有畜面人身和形象奇特的十二生肖俑各一组，一般的生肖俑，多是人身兽首，即人身上长着鼠牛等十二生肖的头，而这里的一组却是生肖伏在人像脑后，好像是人与生肖合并而成，这显然比人身生肖更为真实合理。

古人陶俑对中国泥塑有什么影响

70年代初，在湖南湘阴和山东嘉祥都曾出土有隋墓葬，前者随葬的侍从俑像均青釉瓷烧成，虽仅十多件，但却另有畜面人身和形象奇特的十二生肖俑各一组，一般的生肖俑，多是人身兽首，即人身上长着鼠牛等十二生肖的头，而这里的一组却是生肖伏在人像脑后，好像是人与生肖合并而成，这显然比人身生肖更为真实合理。同墓出土的还有一匹姿态矫健的鞍马和造型别致的炉灶，都是青釉瓷烧制，鞍马虽四腿残损，但昂首嘶鸣的神态毕现，全副缰辔披戴璎珞都极考究，显然是一匹为墓主人备乘的名马。炉灶虽是一件普通的随葬明器，但这件炉灶造型优美，不仅两头翘起，且体面棱角分明，可称为一件具有时代特点的雕塑艺术品。

湖南湘阴和山东嘉祥的隋墓葬中出土了什么文物？

陶俑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瑰宝，在中国美术史和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俑，《礼记?檀弓》曰：“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小仁。”郑玄解释其中“俑”字说：“俑，偶人也，有面目肌发，有似于生人。”这说明“俑”的最初含义应该是指具有人物形象的雕塑，以后“俑”的含义外延不断扩大，逐渐将动物的形象也包括在内，形成我们今天所说的“俑”的概念。

中国古代陶俑的产生始于新石器时代，那时的人们用泥塑的各种人物和动物形象作装饰，当时的陶塑人像并不是古代文献中所诠释的俑，而是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以及其他更为复杂的宗教观念有关。至殷商时期，出现了作为人殉替代品的“俑”，自此，陶制的俑开始成为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主体。随着历史的推移，陶俑雕塑艺术在风格上经历了秦的博大雄健、汉的朴拙豪放、唐的瑰丽大气、宋的淡雅含蓄以及元明的粗率衰落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陶俑,是1937年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商代晚期王室墓葬中出土的三个带手枷的陶制人物俑，俑的尺寸不大，头发盘起，男俑双手被枷于背后，女俑双手被枷于胸前，面部表情忧郁，据推测其身份应该是奴隶或是战俘。这三件陶俑用于随葬其作用应与人殉是相同的。

陕西是中华民族民族生息、繁衍，华夏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在这里建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千姿百态的历代陶俑不断被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代陶俑雕塑艺术的认识。目前，陕西地区时代较早的陶俑有陕北黄陵新石器时代的人头像，但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陶俑应是铜川市枣庙乡春秋晚期秦墓中出土的彩绘泥俑。泥俑分为侍卫、侍仆和动物俑三类，用红胶泥捏塑而成，未经焙烧。这批泥俑沿袭了商周时期陶塑作品的风格，庄重有余而活泼不足。

战国时期的陶俑有1954年宝鸡市李家崖出土的乐俑，1995年咸阳市塔尔坡秦墓出土的2件彩绘骑马俑。后者属于战国晚期，以捏制的方法制成，未经烧制，仅仅表现出俑的用途及其身份，且造型稚拙，在雕塑艺术上较为原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发天下刑徒七十余万，穿治骊山，为自己构筑陵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在秦始皇陵东侧陪葬坑陆续发掘出大批陶兵马俑，其数量之多、个体之美，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都堪称奇迹。它们一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两千多年前秦军兵强马壮、叱吒风云、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历史画面，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秦代的陶俑艺术已经达到了中国陶俑艺术的第一个高峰。

秦代陶俑摆脱了商周陶俑的呆滞和战国陶俑缺乏活力的面貌，以写实见长，在艺术风格上开创了活泼开朗的现实主义先河。工匠们将不同身份、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域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各具特色，显示出我国古代雕塑艺术日趋成熟。秦武士俑比例准确、机警聪敏、骁勇威猛、形象逼真；百戏俑造型生动、魅力四射；文吏俑儒雅拘谨、温文儒雅、憨厚朴实、独树一帜。马的塑造也颇具特色，主要表现为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使用了不同的雕塑手法。马的头部塑造多变而细腻，面颊用大刀刮削，使颌骨突出、颌角分明；马的眼皮、鼻翼和嘴唇用阴线精雕细刻；马四肢的塑造运用线面结合，棱角分明，强健有力；马的身躯肌腱隆突、肌丰骨劲，背脊结实有力，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秦马的神骏。总之，秦代陶俑明快洗练、浑厚宏大的艺术风格，为汉唐陶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制作工艺上，秦俑以捏制和模制为主，并运用了粘贴、刻划、彩绘等多种制作手法，几乎包含了陶俑制作的所有工艺，以后陶俑的制作基本上都以此为基础。因此，秦俑在我国雕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代是中国古代陶俑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一方面国家的强大，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为陶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汉代“事死如事生”的厚葬观念的盛行，则极大地推动了陶俑的制作和使用。从考古资料看，汉代陶俑的种类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男女侍俑外，还有武士俑、骑马俑、文官俑、武官俑、歌舞伎乐俑、百戏俑等，此外陶畜禽俑在汉代大量出现，如马、牛、羊、猪、犬、鸡、鸭、鹅、鸟等，总之，后世所见各种陶俑在这一时期基本上都已经出现。

西汉前期陶俑的制作明显地继承了秦代注重细节刻画、明快洗练的写实风格。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陶兵马俑群，1991年咸阳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出土的大量陶俑，是汉代前期陶俑的代表。杨家湾汉墓是汉高祖长陵的陪葬墓，是目前所发现的西汉时期研究价值极高的兵马俑群，出土的彩绘陶俑有骑兵俑、步兵俑等，具有规格整齐划一、工艺精良、塑造精美的特点。汉景帝阳陵陪葬坑出土的陶俑则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文景之治”时期社会生活尚简朴实的浓郁风气。这两批陶俑都明显表现出了官府作坊陶俑制作的特征。

西汉中后期，陶俑的制作完全摆脱了官府手工作坊陶俑风格的束缚，陶俑艺术呈现出一种新风貌。如陶俑的取材更加广泛，反映追求享乐的各种陶塑以及表示地主阶级占有财富的奴婢和家畜形象等在汉墓中普遍发现。人物的塑造注重内在神韵的刻画，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总体艺术风格粗犷豪放，注重追求简洁明快的动态美。

东汉陶俑艺术在继承西汉写实风格的基础上，又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融入其中，形成了一种寓巧于拙的简朴豪放的艺术风格。东汉陶俑形象的塑造，不刻意追求形体比例的准确和对细节的精雕细琢，而是通过大轮廓剪影式的雕塑形式来表现塑造对象的内在神韵。此外，东汉陶俑题材也更加广泛，各种乐舞俑、杂技俑、百戏俑大量出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战争频繁的纷乱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徙和汉族人民的南下，促使了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大融合，表现在陕西地区陶俑雕塑艺术上就是南北方特色兼有的独特时代风格。

这—时期最为重要变化是新的随葬礼仪制度的确立，陶俑的造型和俑群的构成都有了新的模式，并且逐渐成为制度。这种新的模式对后世影响极大，以后历代随葬陶俑的种类和内容大都基本沿袭这种丧葬制度而没有太多的变化，偶有变化也多随朝代更替在随葬陶俑的组合上有一些增减调整。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新的埋葬制度中随葬陶俑大体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镇墓俑，包括武士俑、天王俑、镇墓兽和十二生肖俑。

第二类是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的出行仪仗俑，包括文官俑、武官俑、男女骑马俑、乐俑以及随行载物的马、骆驼、驴等。

第三类是家内侍仆俑，包括男女侍俑、伎乐歌舞俑。

第四类是庖厨明器及动物模型，有猪、狗、鸡等。

从全国范围来看陕西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不是很多，较重要的是1953年西安南郊草场坡1号墓的发现 ，此墓出土陶俑达120余件，随葬陶俑内容与种类与新模式极为吻合，特别是甲骑具装俑的出土更显重要，它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同类俑中时代较早的。所谓“甲骑具装”，即人和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此类武士俑的出土，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骑兵装备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的历史大背景。1982年陕西安康市长岭南朝墓出土的一批陶俑，则反映了当时庄园经济生活中普通百姓的风貌，与陕西关中地区的陶俑在造型风格上迥然不同。

西魏、北周的势力范围以今天的陕西、甘肃和宁夏地区为主，统治中心在长安，因此这一时期的主要墓葬基本上集中在陕西地区。其代表是汉中崔家营西魏墓和咸阳国际机场北朝墓出土的陶俑，这批陶俑观赏价值极高，每一件俑塑都运用了熟练的雕塑手法，制作精良，造型别致。

唐代是中国古代陶俑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陶俑艺术在此时大放异彩，无论从数量和质量、创作题材和创作手法上都比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三彩俑的出现更加丰富了陶俑的表现力，唐代陶俑所包含的丰富社会内容以及艺术上华丽灿烂的风采，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发展推向了顶峰。

依据考古资料，陕西地区唐墓内随葬陶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为隋至初唐，即隋文帝至唐高宗末年。这一时期盛行以牛车为中心的出行仪仗俑群。

第二期为盛唐，即武则天至唐中宗时期。这一时期仍以出行仪仗俑群为主，只是牛车的位置逐渐被马或骆驼所代替，形成了以乘马或骆驼为中心的仪仗俑群。

第三期为中唐，即唐睿宗至唐肃宗时期。这一时期出行仪仗俑群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表现家居生活的男女侍俑等。

第四期为晚唐，即唐德宗至唐末。陶俑数量和种类锐减，其它材质的俑数量增多。

上述各期陶俑组合的变化，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盛衰以及丧葬习俗、审美观念和社会风尚的演变。

从唐墓出土的陶俑来看，初唐时期的陶俑制作工艺较前代有了显著的提高，表现手法和雕塑技巧日趋娴熟，对于人物外形和神情的刻画细致入微，表达准确，人物形象清秀俊美。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陶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盛唐时期陶俑的形象塑造以肌丰骨柔为特征，崇尚一种以丰腴为美的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贯穿整个盛唐时期，不仅影响到了女俑的塑造，甚至影响到了男俑乃至胡人俑的塑造。1959年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女俑就是这一时期陶俑丰腴为美风格最典型的体现。这种审美意识一直延续到中唐元和年间以后才逐渐消失。

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为盛唐以前的雕塑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仪仗、出行、狩猎、装扮、侍奉、歌舞、旅行、商贾、劳作、饲养等等尽入陶俑造型，陶俑人物形象极为丰富，男女老少、胡汉异族、文官武将、高官显贵、侍仆胡商、乐师舞娘呼之欲出，就连马、驼、驴、牛、狗、狮、鹰、豹等动物也是栩栩如生。可以说，唐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几乎都被工匠们独到的眼光和神奇的雕刀所囊括，他们在创作时既注重外形的刻画，又注意对人物及动物的性格特征的把握，将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强烈生命力的艺术作品。

中晚唐时期陶俑虽然仍具有大唐盛世的风范和余韵，但也逐渐显现出一种颓唐的面貌，陶俑题材、种类和数量明显减少，陶俑制作粗简，程式化趋向日益浓厚。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陶俑雕塑的衰落期。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时期，对自然界的更多认识使人们的丧葬观念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这一时期使用木质明器和焚烧纸明器习俗的兴起，使得墓葬随葬陶俑大大减少。尽管这一时期纸制明器的出现与使用对陶制明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汉唐以来的陶俑雕塑传统依然存在，陕西旬邑县1965年和1978年出土的精美儿童俑就是这种传统艺术的延续。此外，当时理学思想的兴起，也对陶塑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年安康市白家梁出土的女侍俑所具有的婉约含蓄的风格，就是对理学影响下宋代陶俑艺术风格鲜明而生动的注解。

元代陶俑的制作粗率，这是因为，一方面纸制明器的继续流行，另一方面则是深受蒙古族丧葬习俗的影响。蒙古族素以深埋不坟为传统，所以一般不用俑来随葬，只有部分汉族和少数契丹族官僚仍以陶俑随葬。元代陶俑主要出土于陕西和四川，陕西以西安曲江池西村元至元二年(1266年)段继荣夫妇墓、长安县韦曲村泰定三年(1326年)贺氏墓、宝鸡元墓等出土的元俑为代表。陕西元俑都为深灰胎，不上釉，在技巧和制作方法上尚有一定的艺术水准，风格写实，种类有男女侍俑、骑马俑、骆驼俑、马俑等，大部分俑的形象为蒙古族人和胡人。在陶俑的组合上，五代、宋时颇为盛行的神煞俑已消失，人物面貌多具有少数民族及域外文化色彩。

明代随葬器物中瓷制明器几乎完全代替了陶制明器的使用，陶俑仅见于分封各地的藩王墓和一些高级官僚的墓中。陕西出土明代陶俑最重要的墓葬是1986年长安县韦曲朱公镀墓和1990年长安县简王井乡明简王墓。后者出土的300多件彩绘仪仗陶俑，俑的脚底部多有墨书标明其身份，真实地反映了明朝初年藩王贵胄在丧葬上所恪守的礼仪制度。

陶俑作为一种随葬品，是古代人丧葬观念的产物，它不仅直接反映着当时的丧葬习俗和丧葬礼仪制度，同时它又是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一种载体，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产、生活、对外交流等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是对文献资料的形象补充。从艺术角度来看，陶俑是以古代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雕塑艺术品，它不仅真实地塑造了各个时代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身份地位、不同国家民族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昭显着历代人们对于美的理解，通过历代陶俑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各个时代雕塑艺术发展的水平和时代审美风尚的演变。

目前，文物和艺术品收藏热方兴未艾。在收藏过程中，由于利益因素的驱动，我们见到的文物难免鱼目混杂，陶俑作为一个主要门类更是如此。所以，无论是国家文博机构还是社会团体及自然人，对所要收藏的陶俑均应进行全面、认真的鉴别。目前古玩市场上的陶俑和三彩俑以假充真的仿制品多来自陕西和河南，常见的是用新土或石膏等做胎再施彩绘或釉，这类假俑较粗糙，易辨别。还有用古墓里的泥土或汉砖粉末制胎后，再上釉施彩，这类陶俑需要认真辨识。总之，只要从造型、陶胎、彩绘、釉色、工艺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和仔细鉴别，就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由于陶俑的质地较脆，彩绘容易脱落，收藏后在保藏上更要注意用科学方法进行养护，只有这样才能够较长久地保存并体现其历史及艺术价值。

求一篇文章 （关於中国古代陶俑）

70年代初，在湖南湘阴和山东嘉祥都曾出土有隋墓葬，前者随葬的侍从俑像均青釉瓷烧成，虽仅十多件，但却另有畜面人身和形象奇特的十二生肖俑各一组，一般的生肖俑，多是人身兽首，即人身上长着鼠牛等十二生肖的头，而这里的一组却是生肖伏在人像脑后，好像是人与生肖合并而成，这显然比人身生肖更为真实合理。同墓出土的还有一匹姿态矫健的鞍马和造型别致的炉灶，都是青釉瓷烧制，鞍马虽四腿残损，但昂首嘶鸣的神态毕现，全副缰辔披戴璎珞都极考究，显然是一匹为墓主人备乘的名马。炉灶虽是一件普通的随葬明器，但这件炉灶造型优美，不仅两头翘起，且体面棱角分明，可称为一件具有时代特点的雕塑艺术品。

山东嘉祥隋墓由于遭到破坏，俑像保存的已经不多，但仍有高髻长裙，足穿皮靴的侍从女俑二十余件，武士和骑马武士各二件，镇墓兽二件，并且也有一匹鞍辔整齐的鞍马。

古代陶俑概论/晏新志

陶俑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瑰宝，在中国美术史和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俑，《礼记?檀弓》曰：“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小仁。”郑玄解释其中“俑”字说：“俑，偶人也，有面目肌发，有似于生人。”这说明“俑”的最初含义应该是指具有人物形象的雕塑，以后“俑”的含义外延不断扩大，逐渐将动物的形象也包括在内，形成我们今天所说的“俑”的概念。

中国古代陶俑的产生始于新石器时代，那时的人们用泥塑的各种人物和动物形象作装饰，当时的陶塑人像并不是古代文献中所诠释的俑，而是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以及其他更为复杂的宗教观念有关。至殷商时期，出现了作为人殉替代品的“俑”，自此，陶制的俑开始成为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主体。随着历史的推移，陶俑雕塑艺术在风格上经历了秦的博大雄健、汉的朴拙豪放、唐的瑰丽大气、宋的淡雅含蓄以及元明的粗率衰落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陶俑,是1937年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商代晚期王室墓葬中出土的三个带手枷的陶制人物俑，俑的尺寸不大，头发盘起，男俑双手被枷于背后，女俑双手被枷于胸前，面部表情忧郁，据推测其身份应该是奴隶或是战俘。这三件陶俑用于随葬其作用应与人殉是相同的。

陕西是中华民族民族生息、繁衍，华夏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在这里建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千姿百态的历代陶俑不断被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代陶俑雕塑艺术的认识。目前，陕西地区时代较早的陶俑有陕北黄陵新石器时代的人头像，但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陶俑应是铜川市枣庙乡春秋晚期秦墓中出土的彩绘泥俑。泥俑分为侍卫、侍仆和动物俑三类，用红胶泥捏塑而成，未经焙烧。这批泥俑沿袭了商周时期陶塑作品的风格，庄重有余而活泼不足。

战国时期的陶俑有1954年宝鸡市李家崖出土的乐俑，1995年咸阳市塔尔坡秦墓出土的2件彩绘骑马俑。后者属于战国晚期，以捏制的方法制成，未经烧制，仅仅表现出俑的用途及其身份，且造型稚拙，在雕塑艺术上较为原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发天下刑徒七十余万，穿治骊山，为自己构筑陵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在秦始皇陵东侧陪葬坑陆续发掘出大批陶兵马俑，其数量之多、个体之美，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都堪称奇迹。它们一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两千多年前秦军兵强马壮、叱吒风云、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历史画面，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秦代的陶俑艺术已经达到了中国陶俑艺术的第一个高峰。

秦代陶俑摆脱了商周陶俑的呆滞和战国陶俑缺乏活力的面貌，以写实见长，在艺术风格上开创了活泼开朗的现实主义先河。工匠们将不同身份、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域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各具特色，显示出我国古代雕塑艺术日趋成熟。秦武士俑比例准确、机警聪敏、骁勇威猛、形象逼真；百戏俑造型生动、魅力四射；文吏俑儒雅拘谨、温文儒雅、憨厚朴实、独树一帜。马的塑造也颇具特色，主要表现为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使用了不同的雕塑手法。马的头部塑造多变而细腻，面颊用大刀刮削，使颌骨突出、颌角分明；马的眼皮、鼻翼和嘴唇用阴线精雕细刻；马四肢的塑造运用线面结合，棱角分明，强健有力；马的身躯肌腱隆突、肌丰骨劲，背脊结实有力，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秦马的神骏。总之，秦代陶俑明快洗练、浑厚宏大的艺术风格，为汉唐陶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制作工艺上，秦俑以捏制和模制为主，并运用了粘贴、刻划、彩绘等多种制作手法，几乎包含了陶俑制作的所有工艺，以后陶俑的制作基本上都以此为基础。因此，秦俑在我国雕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代是中国古代陶俑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一方面国家的强大，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为陶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汉代“事死如事生”的厚葬观念的盛行，则极大地推动了陶俑的制作和使用。从考古资料看，汉代陶俑的种类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男女侍俑外，还有武士俑、骑马俑、文官俑、武官俑、歌舞伎乐俑、百戏俑等，此外陶畜禽俑在汉代大量出现，如马、牛、羊、猪、犬、鸡、鸭、鹅、鸟等，总之，后世所见各种陶俑在这一时期基本上都已经出现。

西汉前期陶俑的制作明显地继承了秦代注重细节刻画、明快洗练的写实风格。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陶兵马俑群，1991年咸阳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出土的大量陶俑，是汉代前期陶俑的代表。杨家湾汉墓是汉高祖长陵的陪葬墓，是目前所发现的西汉时期研究价值极高的兵马俑群，出土的彩绘陶俑有骑兵俑、步兵俑等，具有规格整齐划一、工艺精良、塑造精美的特点。汉景帝阳陵陪葬坑出土的陶俑则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文景之治”时期社会生活尚简朴实的浓郁风气。这两批陶俑都明显表现出了官府作坊陶俑制作的特征。

西汉中后期，陶俑的制作完全摆脱了官府手工作坊陶俑风格的束缚，陶俑艺术呈现出一种新风貌。如陶俑的取材更加广泛，反映追求享乐的各种陶塑以及表示地主阶级占有财富的奴婢和家畜形象等在汉墓中普遍发现。人物的塑造注重内在神韵的刻画，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总体艺术风格粗犷豪放，注重追求简洁明快的动态美。

东汉陶俑艺术在继承西汉写实风格的基础上，又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融入其中，形成了一种寓巧于拙的简朴豪放的艺术风格。东汉陶俑形象的塑造，不刻意追求形体比例的准确和对细节的精雕细琢，而是通过大轮廓剪影式的雕塑形式来表现塑造对象的内在神韵。此外，东汉陶俑题材也更加广泛，各种乐舞俑、杂技俑、百戏俑大量出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战争频繁的纷乱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徙和汉族人民的南下，促使了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大融合，表现在陕西地区陶俑雕塑艺术上就是南北方特色兼有的独特时代风格。

这—时期最为重要变化是新的随葬礼仪制度的确立，陶俑的造型和俑群的构成都有了新的模式，并且逐渐成为制度。这种新的模式对后世影响极大，以后历代随葬陶俑的种类和内容大都基本沿袭这种丧葬制度而没有太多的变化，偶有变化也多随朝代更替在随葬陶俑的组合上有一些增减调整。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新的埋葬制度中随葬陶俑大体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镇墓俑，包括武士俑、天王俑、镇墓兽和十二生肖俑。

第二类是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的出行仪仗俑，包括文官俑、武官俑、男女骑马俑、乐俑以及随行载物的马、骆驼、驴等。

第三类是家内侍仆俑，包括男女侍俑、伎乐歌舞俑。

第四类是庖厨明器及动物模型，有猪、狗、鸡等。

从全国范围来看陕西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不是很多，较重要的是1953年西安南郊草场坡1号墓的发现 ，此墓出土陶俑达120余件，随葬陶俑内容与种类与新模式极为吻合，特别是甲骑具装俑的出土更显重要，它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同类俑中时代较早的。所谓“甲骑具装”，即人和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此类武士俑的出土，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骑兵装备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的历史大背景。1982年陕西安康市长岭南朝墓出土的一批陶俑，则反映了当时庄园经济生活中普通百姓的风貌，与陕西关中地区的陶俑在造型风格上迥然不同。

西魏、北周的势力范围以今天的陕西、甘肃和宁夏地区为主，统治中心在长安，因此这一时期的主要墓葬基本上集中在陕西地区。其代表是汉中崔家营西魏墓和咸阳国际机场北朝墓出土的陶俑，这批陶俑观赏价值极高，每一件俑塑都运用了熟练的雕塑手法，制作精良，造型别致。

唐代是中国古代陶俑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陶俑艺术在此时大放异彩，无论从数量和质量、创作题材和创作手法上都比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三彩俑的出现更加丰富了陶俑的表现力，唐代陶俑所包含的丰富社会内容以及艺术上华丽灿烂的风采，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发展推向了顶峰。

依据考古资料，陕西地区唐墓内随葬陶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为隋至初唐，即隋文帝至唐高宗末年。这一时期盛行以牛车为中心的出行仪仗俑群。

第二期为盛唐，即武则天至唐中宗时期。这一时期仍以出行仪仗俑群为主，只是牛车的位置逐渐被马或骆驼所代替，形成了以乘马或骆驼为中心的仪仗俑群。

第三期为中唐，即唐睿宗至唐肃宗时期。这一时期出行仪仗俑群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表现家居生活的男女侍俑等。

第四期为晚唐，即唐德宗至唐末。陶俑数量和种类锐减，其它材质的俑数量增多。

上述各期陶俑组合的变化，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盛衰以及丧葬习俗、审美观念和社会风尚的演变。

从唐墓出土的陶俑来看，初唐时期的陶俑制作工艺较前代有了显著的提高，表现手法和雕塑技巧日趋娴熟，对于人物外形和神情的刻画细致入微，表达准确，人物形象清秀俊美。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陶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盛唐时期陶俑的形象塑造以肌丰骨柔为特征，崇尚一种以丰腴为美的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贯穿整个盛唐时期，不仅影响到了女俑的塑造，甚至影响到了男俑乃至胡人俑的塑造。1959年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女俑就是这一时期陶俑丰腴为美风格最典型的体现。这种审美意识一直延续到中唐元和年间以后才逐渐消失。

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为盛唐以前的雕塑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仪仗、出行、狩猎、装扮、侍奉、歌舞、旅行、商贾、劳作、饲养等等尽入陶俑造型，陶俑人物形象极为丰富，男女老少、胡汉异族、文官武将、高官显贵、侍仆胡商、乐师舞娘呼之欲出，就连马、驼、驴、牛、狗、狮、鹰、豹等动物也是栩栩如生。可以说，唐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几乎都被工匠们独到的眼光和神奇的雕刀所囊括，他们在创作时既注重外形的刻画，又注意对人物及动物的性格特征的把握，将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强烈生命力的艺术作品。

中晚唐时期陶俑虽然仍具有大唐盛世的风范和余韵，但也逐渐显现出一种颓唐的面貌，陶俑题材、种类和数量明显减少，陶俑制作粗简，程式化趋向日益浓厚。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陶俑雕塑的衰落期。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时期，对自然界的更多认识使人们的丧葬观念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这一时期使用木质明器和焚烧纸明器习俗的兴起，使得墓葬随葬陶俑大大减少。尽管这一时期纸制明器的出现与使用对陶制明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汉唐以来的陶俑雕塑传统依然存在，陕西旬邑县1965年和1978年出土的精美儿童俑就是这种传统艺术的延续。此外，当时理学思想的兴起，也对陶塑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年安康市白家梁出土的女侍俑所具有的婉约含蓄的风格，就是对理学影响下宋代陶俑艺术风格鲜明而生动的注解。

元代陶俑的制作粗率，这是因为，一方面纸制明器的继续流行，另一方面则是深受蒙古族丧葬习俗的影响。蒙古族素以深埋不坟为传统，所以一般不用俑来随葬，只有部分汉族和少数契丹族官僚仍以陶俑随葬。元代陶俑主要出土于陕西和四川，陕西以西安曲江池西村元至元二年(1266年)段继荣夫妇墓、长安县韦曲村泰定三年(1326年)贺氏墓、宝鸡元墓等出土的元俑为代表。陕西元俑都为深灰胎，不上釉，在技巧和制作方法上尚有一定的艺术水准，风格写实，种类有男女侍俑、骑马俑、骆驼俑、马俑等，大部分俑的形象为蒙古族人和胡人。在陶俑的组合上，五代、宋时颇为盛行的神煞俑已消失，人物面貌多具有少数民族及域外文化色彩。

明代随葬器物中瓷制明器几乎完全代替了陶制明器的使用，陶俑仅见于分封各地的藩王墓和一些高级官僚的墓中。陕西出土明代陶俑最重要的墓葬是1986年长安县韦曲朱公镀墓和1990年长安县简王井乡明简王墓。后者出土的300多件彩绘仪仗陶俑，俑的脚底部多有墨书标明其身份，真实地反映了明朝初年藩王贵胄在丧葬上所恪守的礼仪制度。

陶俑作为一种随葬品，是古代人丧葬观念的产物，它不仅直接反映着当时的丧葬习俗和丧葬礼仪制度，同时它又是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一种载体，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产、生活、对外交流等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是对文献资料的形象补充。从艺术角度来看，陶俑是以古代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雕塑艺术品，它不仅真实地塑造了各个时代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身份地位、不同国家民族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昭显着历代人们对于美的理解，通过历代陶俑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各个时代雕塑艺术发展的水平和时代审美风尚的演变。

目前，文物和艺术品收藏热方兴未艾。在收藏过程中，由于利益因素的驱动，我们见到的文物难免鱼目混杂，陶俑作为一个主要门类更是如此。所以，无论是国家文博机构还是社会团体及自然人，对所要收藏的陶俑均应进行全面、认真的鉴别。目前古玩市场上的陶俑和三彩俑以假充真的仿制品多来自陕西和河南，常见的是用新土或石膏等做胎再施彩绘或釉，这类假俑较粗糙，易辨别。还有用古墓里的泥土或汉砖粉末制胎后，再上釉施彩，这类陶俑需要认真辨识。总之，只要从造型、陶胎、彩绘、釉色、工艺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和仔细鉴别，就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由于陶俑的质地较脆，彩绘容易脱落，收藏后在保藏上更要注意用科学方法进行养护，只有这样才能够较长久地保存并体现其历史及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