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怀定个人具体简介_杨怀定属什么生肖

首先我对中国第一股民杨百万表示哀悼。至于他究竟是由于得了什么病而死亡，外人不可能知道，不能妄加猜测。但是现在人在六七十岁，多数人都会得三高基础病，特别是血压高，血糖高。

杨百万原名杨怀新，后因为笃信改变命运，改变自己，怀定了对改革开放的希望。改名杨怀定。1988年上海开放了国库券转让市场。当时的杨怀新因为某些原因和原单位闹不开心。据说当时杨怀新做工厂仓库管理员，后来仓库货物经常丢失，被单位怀疑监守自盗。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当时无所事事的杨怀新经常看报纸发现异地国库券价格不同，于是他从外地购买国库券到上海销售，一不小心就赚了一百多万。

后来大家因此都叫他杨百万。要知道当时一般人工资才50块钱一个月，一百万可是天文数字。据说一天就能赚千八百，后来手上钱多了，一天赚的更多。怀着对改革开放的感激之情，杨怀新改名杨怀定，但是更多的人愿意叫他杨百万，他也挺喜欢这个雅号。还专门给自己印了一张杨百万的名片。在国债市场大获成功后，杨百万转战股市。

不管他得啥病，在我看来，杨百万是失败的人生，2010上海市平均寿命80.26岁，2021上海市平均寿命83.37岁，紧追日本，虽然说他是股市股民的传奇，但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全部抹零！他71岁离世，比平均上海寿命少活10多年，若是我一旦有钱，我宁愿投资养生健康长寿，不投股市以得虚名！

杨百万尤其是常年炒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尤其是最近几年，大盘一直围绕3000点上下波动，给每个炒股爱好者增加了很大的心理负担，杨百万也不例外，心理负担很重，导致疾病复发，而去世。

炒股是能改善生活条件，增加金钱收入，但也要适合而止，不要迷恋，生活远比炒股更多的乐趣，需要我们去面对，去享受人世间的美好。

故人西去，愿天堂没有病疼，愿杨先生一路走好。在没有你的日子里，千千万万的炒股爱好者，会继承你的意志，把中国的股市做好。

是很多投资者的学习榜样，也是我的崇拜者。早期进入这个市场的投资者，能够生存在这个市场的投资者人数已经很少了，可以这样说大部分人已经被这个市场彻底消灭。我要告诫搞股票投资者，要想在这个市场继续玩下去，首先是要严格控制风险，不要追高买入股票，也不要把涨跌看得太重，有挣又陪这是自然现象，因为你不是庄，而且只是一个跟风者，心态好这一点应放到第一位，才能长寿。在现在这个市场很不好操作的情况下，更要保持心态稳定。

——杨百万评早期生活　　

杨百万的第一桶金来自国债买卖。

“我是1988年3月28日从工厂辞职的，把自己的铁饭碗扔下之后，在家里躺了两个礼拜，琢磨该干哪一行。”在杨百万回忆中，那两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看报纸——他订了市场上所有能买到的报纸，一共73张。在4月初的一天，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1988年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我看过**《子夜》，只要有证券交易，就有高低价。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但证券交易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要存在，就一定会有高有低……”杨百万称，当时他就“傻”想，或许能从差价中赚上一笔。

　在首个交易日，杨百万，不，是杨怀定，拿着两万元钱到了交易所，站在交易所的门口，他算了一笔账：国库券1985年的开盘价104元，利息率15%，如果2万元全部买下，一年就有3000元。“当时存在银行的利率是5.4%，全年利息1080元。那多出来的近2000元，早已超出我在工厂的工资。”于是他把所有的钱都买了国库券。

“买是买了，但是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跌。下午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交易所看行情，一看，发现涨到112元了，我赶紧卖了，赚了800元。”一年的工资到手了，杨怀定心放宽了些，又开始突发奇想：如果我能把104元的国库券买回来，再以112元的价格卖出去，不就可以赚钱了吗？由于当时全国有7个城市都开放了国库券交易，杨怀定决定要打听一下其他城市的行情。“但是那时候国库券行情属于国家机密，但当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依此类推，各地的党报一定会报当地的行情。”杨怀定立即跑到了上海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党报，终于查到，安徽合肥当日国库券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连夜去合肥！一个来回，20000元的本钱一下子变成了22000多元。跑了几次以后，杨怀定决定借钱，在把所有亲朋好友的钱都借了之后，他手头有了14万元现金，开始背着更多的钱往返于合肥和上海之间。随着投入的钱越来越多，杨怀定每一个往返所赚的钱也越来越多，每次到家，就是和老婆头对着头数钱。

“那时候只有10元面值的人民币，那时候没有点钞机，我们哗啦哗啦地数钱，真的数到手抽筋，而且神经高度刺激。当时我吃4粒安眠药，晚上也只能睡两个小时。钱的力量太大了！”而通过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一年之间，杨怀定变成了杨百万。

专做“傻事”　只为吃颗定心丸

钱给杨怀定带来了兴奋和激动，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在身家超过百万半年之后，杨百万便声名在外了，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每天80万的成交量中，有四分之一来自杨怀定，证券所纳闷：他究竟为何会有那么多的国债券？

“查一查制度上是否有什么漏洞，为什么杨百万赚得比我们证券公司还多。”当时上海市高层领导的批示，让杨百万一度感到不安。“当时最大的担心是有一天有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如何才能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杨百万天天想，之后做了其他“倒爷”眼中的几件“傻事”。

“我先去了税务局，那天正好是局长接待日，我说，我是小平同志说的先富起来的人，我要交税。”报上“杨怀定”的名字，局长惊叹：你就是杨怀定啊，我们早就注意你了。但是国库券的税是免掉的，从事国库券交易也不用交税。

杨怀定又跑到人民银行，要求接受党和国家的教育。买卖国库券到底合法不合法？接待的同志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而是反问杨百万“你觉得呢？”杨百万随即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金融时报》，指出在开放国债市场首日，人民银行总行发出的“欢迎公民随时买进随时卖出”的鼓励。“我是公民，我做的事情就是随时买进随时卖出，那就应该是‘合法的’。”

以上是杨百万为赚到的钱所做的工作，而为了确保自己之后的买卖有理有据，他跑到公安局，以每月600元的工资请了两名公安人员为其当保镖。“说实话，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哪怕今后真有什么状况，也能说是在人民公安的监督下所做的事情，总不至于给太严重的处分。”

对于自己最初的百万身家，杨怀定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这几件“傻事”，却是杨百万引以为豪的。“我的战略步骤把人震撼了。”

“1993年到2002年，从事证券交易不再是外人眼中的‘投机行为’。当炒股成为养家糊口的工具，我研究市场，分析心理，真正转变为一个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