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的封地_魏征封伦什么生肖

1.文言文宇文士及

2.魏征和封德彝的观点分歧在哪里

3.唐太宗有哪些用人思想

据《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四文艺传》武德初，隐太子与秦王、齐王相倾，争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纲、窦轨、庶子裴矩、郑善果、友贺德仁、洗马魏征、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师谟、率更令欧阳询、典膳监任璨、直典书坊唐临、陇西公府祭酒韦挺、记室参军事庾抱、左领大都督府长史唐宪；秦王有友于志宁、记室参军事房玄龄、虞世南、颜思鲁、谘议参军事窦纶、萧景、兵曹杜如晦、铠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阎立德、参军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签苏干、文学姚思廉、褚亮、敦煌公府文学颜师古、右元帅府司马萧瑀、行军元帅府长史屈突通、司马窦诞、天策府长史唐俭、司马封伦、军谘祭酒苏世长、兵曹参军事杜淹、仓曹李守素、参军事颜相时；齐王有记室参军事荣九思、户曹武士逸、典签裴宣俨，（袁）朗为文学。从父弟承序亦有名，王召为文学馆学士

文言文宇文士及

封德彝：名伦，渤海郡人。最初在遂朝任内史舍人，被重臣杨素所器重，常跟他议论天下事。一日，杨素摸着他的床说：“封郎终居此坐。”便把从女（兄弟的女儿）嫁给了他。唐太宗（629-649年在位）时官至尚书右仆射。

封德彝

封伦，也就是封德彝。

封德彝的情况比较复杂。说是建成的人吧，但他绝对帮了李世民很大的忙，不然不会前后赏赐以万计，而且还让李世民一直把他当心腹；说是世民的人，也不对。《旧唐书》中有一句话，"时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谋之于伦，伦固谏而止"，止的是谁呢？我觉得所指当是李世民，这样无论于语法还是语句上下文的意思都比较连贯。

封伦的阴持两端是很著名的了，不少作品中都安排了他一头给李世民出主意，一头又维护建成太子地位的事。但这实在不能怪他，因为如果走错一步，那可是要赔上性命的。举个例子，一般人们都认为杨修是曹植的人，但实际上杨修也并非不想结交曹丕。曹丕曾送杨修一柄剑，说明曹丕也有意拉拢他。不过文人气质的曹植和杨修更投合一些。后来杨修终为曹植所累，死前于此也不无怨悔。封德彝比杨修可是老道多了，不但阴持两头成功实现，而且还不露痕迹，至少是瞒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能做到此的，古往今来人可不多，封德彝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人也是一种人才，只是这种人才就不必太多了。

以上这几个人，都是隋朝旧臣。若说起来，其实还有很多，像裴矩、屈突通、虞世南等等。裴矩上面提到了，一直是个中间派--所谓中间派，不反对李世民，也不支持李世民，也就是安于现状了，安于现状实际上就是支持李建成。最后裴矩在事变发生之后表现比较热心，当是一种政治投机。裴矩还有一个特点，按司马光的话说就是佞于隋而忠于唐。而屈突通则是忠于隋而又忠于唐。那么忠于隋的话怎么最后降唐了呢？看来还不是死忠的那种。屈突通比李渊还要大些，算来是李世民爷爷辈的人了，但在李世民手下却很是听话，而且很得信任。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就是派他去洛阳镇守。还有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他们是书法家，只怕对政治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此外还有个苏世长，倒有些像是魏征的先驱，但对他的评价却有一个字是"诈"，李渊就说他"卿好谏似真，其心实诈"。苏世长有一件事实在是很好笑，就是他在陕州的时候，他的属下贪污而他却无法禁止，于是在大街上命人鞭挞自己。结果那位鞭者好不给刺史大人面子，心里讨厌他的诡诈，于是痛下毒手，居然鞭出血来了。就这样苏大人一边大呼小叫着一边在旁观者的笑声中逃走了。

这些人当初和李渊同殿称臣，有些人甚至比李渊的官还要大。如今金殿之上面对当初的同僚，不知会做何感想呢？

初唐大臣众生相·中

初唐大臣众生相（中）

上篇里主要写了很多隋朝旧臣，那么除了他们，还有一些是跟着李氏父子在晋阳起义的功臣，除了刘裴之外，还有温大雅兄弟、唐俭、长孙顺德等等。

魏征和封德彝的观点分歧在哪里

1. 1.唐太宗的英明表现在那几个方面

唯才是用：宇文士及乃前（隋）朝大臣，且其兄宇文化及弑帝，唐太宗仍采用其能，建功立业，原文：“及之潜谋逆乱也，以其主婿，深忌之而不告，既弑炀帝，署为内史令.”，“从太宗平宋金刚，以功复封新城县公”；见贤思齐：意思不太对，就是唐太宗跟其（贤臣）交往密切，使其尽其所能，原文：“入为右卫大将军，甚见亲顾，每延入阁中，乙夜方出，遇其归沐，仍遣驰召，同列莫与为比.”笼络人心：在宇文士及病重之时看望安抚他，表明不会忘记一个好臣子的态度，以招揽更多的能人为其所用，原文：“及疾笃，太宗亲问，抚之流涕.贞观十六年卒，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陪葬昭陵.”；应时而变：在其死后，照理如果是想给其好的名声留在史书上，谥号会往好的方面去出，开始给的是“恭”，尊贤贵义曰恭.敬事供上曰恭.尊贤敬让曰恭.既过能改曰恭.执事坚固曰恭.爱民长弟曰恭.执礼御宾曰恭.芘亲之阙曰恭.尊贤让善曰恭.后来改成“纵”，这就表示唐太宗对宇文士及的态度变了，就有如唐太宗对魏征一般，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人一死就没用了，旧账全给你算了. 以上拙见，希望能帮助到你?_?。

唐太宗曾经在一棵树下休息，称赞这棵树：“好啊！”随行的大臣宇文士及也跟着赞美，几乎不容别人插嘴。太宗听了很不高兴：“魏公魏征常常劝我远离那些巧言献媚的人，我想不通这些小人是谁，心里一直怀疑你而无法证明。如今果然如此。”宇文士及一下子跪了下来，连连叩头说：“京城众官，在朝廷上当面劝谏，让陛下您更改意见。陛下为此常常连举举手动动脚都不得随心任意。如今臣侥幸跟随左右，如果再不稍微有些顺从，那陛下虽然贵为天子，又有什么乐趣呢？”太宗听了这话，才逐渐高兴起来。

麻烦采纳，谢谢！

哥们，你肯定搞错了！应该是《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雍州长安人。隋右卫大将军述子，化及弟也。

开皇末，以父勋封新城县公。隋文帝尝引入卧内，与语，奇之，令尚炀帝女南阳公主。

大业中，历尚辇奉御，从幸江都。以父忧去职，寻起为鸿胪少卿。

化及之潜谋逆乱也，以其主婿，深忌之而不告，既弑炀帝，署为内史令。初，高祖为殿内少监，时士及为奉御，深自结托。

及随化及至黎阳，高祖手诏召之。士及亦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

高祖大悦，谓侍臣曰：“我与士及素经共事，今贡金环，是其来意也。”及至魏县，兵威日蹙，士及劝之西归长安，化及不从，士及乃与封伦求于济北征督军粮。

俄而化及为窦建德所擒，济北豪右多劝士及发青、齐之众，北击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观形势。士及不纳，遂与封伦等来降。

高祖数之曰：“汝兄弟率思归之卒，为入关之计，当此之时，若得我父子，岂肯相存，今欲何地自处？”士及谢曰：“臣之罪诚不容诛，但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阴宫，复尽丹赤。自陛下龙飞九五，臣实倾心西归，所以密申贡献，冀此赎罪耳。”

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时士及妹为昭仪，有宠，由是渐见亲待，授上仪同。

从太宗平宋金刚，以功复封新城县公，妻以寿光县主，仍迁秦王府骠骑将军。又从平王世充、窦建德，以功进爵郢国公，迁中书侍郎，再转太子詹事。

太宗即位，代封伦为中书令，真食益州七百户。寻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

时突厥屡为边寇，士及欲立威以镇边服，每出入陈兵，盛为容卫；又折节礼士，凉士服其威惠。征为殿中监，以疾出为蒲州刺史，为政宽简，吏人安之。

数岁，入为右卫大将军，甚见亲顾，每延入阁中，乙夜方出，遇其归沐，仍遣驰召，同列莫与为比。然尤谨密，其妻每问向中使召有何乐事，士及终无所言。

寻录其功，别封一子为新城县公。在职七年，复为殿中监，加金紫光禄大夫。

及疾笃，太宗亲问，抚之流涕。贞观十六年卒，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陪葬昭陵。

士及抚幼弟及孤兄子，以友爱见称，亲戚故人贫乏者，辄遗之。然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极奢侈。

谥曰“恭”，黄门侍郎刘洎驳之曰：“士及居家侈纵，不宜为恭。”竟谥曰纵宇文士及是雍州长安人，隋朝右卫大将军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的弟弟。

隋朝开皇后期，他因为他爹的功绩，被封为新城县公。太长了，不知道你要哪一段的？不翻译了。

哥们，你肯定搞错了！应该是《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雍州长安人。隋右卫大将军述子，化及弟也。开皇末，以父勋封新城县公。隋文帝尝引入卧内，与语，奇之，令尚炀帝女南阳公主。大业中，历尚辇奉御，从幸江都。以父忧去职，寻起为鸿胪少卿。化及之潜谋逆乱也，以其主婿，深忌之而不告，既弑炀帝，署为内史令。初，高祖为殿内少监，时士及为奉御，深自结托。及随化及至黎阳，高祖手诏召之。士及亦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高祖大悦，谓侍臣曰：“我与士及素经共事，今贡金环，是其来意也。”及至魏县，兵威日蹙，士及劝之西归长安，化及不从，士及乃与封伦求于济北征督军粮。俄而化及为窦建德所擒，济北豪右多劝士及发青、齐之众，北击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观形势。士及不纳，遂与封伦等来降。高祖数之曰：“汝兄弟率思归之卒，为入关之计，当此之时，若得我父子，岂肯相存，今欲何地自处？”士及谢曰：“臣之罪诚不容诛，但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阴宫，复尽丹赤。自陛下龙飞九五，臣实倾心西归，所以密申贡献，冀此赎罪耳。”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时士及妹为昭仪，有宠，由是渐见亲待，授上仪同。从太宗平宋金刚，以功复封新城县公，妻以寿光县主，仍迁秦王府骠骑将军。又从平王世充、窦建德，以功进爵郢国公，迁中书侍郎，再转太子詹事。太宗即位，代封伦为中书令，真食益州七百户。寻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时突厥屡为边寇，士及欲立威以镇边服，每出入陈兵，盛为容卫；又折节礼士，凉士服其威惠。征为殿中监，以疾出为蒲州刺史，为政宽简，吏人安之。数岁，入为右卫大将军，甚见亲顾，每延入阁中，乙夜方出，遇其归沐，仍遣驰召，同列莫与为比。然尤谨密，其妻每问向中使召有何乐事，士及终无所言。寻录其功，别封一子为新城县公。在职七年，复为殿中监，加金紫光禄大夫。及疾笃，太宗亲问，抚之流涕。贞观十六年卒，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抚幼弟及孤兄子，以友爱见称，亲戚故人贫乏者，辄遗之。然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极奢侈。谥曰“恭”，黄门侍郎刘洎驳之曰：“士及居家侈纵，不宜为恭。”竟谥曰纵

宇文士及是雍州长安人，隋朝右卫大将军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的弟弟。隋朝开皇后期，他因为他爹的功绩，被封为新城县公。

太长了，不知道你要哪一段的？不翻译了！

唐太宗有哪些用人思想

每一个人都有让别人服从的欲望，希望有更多的人服从自己，在更多的方面服从自己。为了达到让人服从的目的，就要对人施加作用。教化就是一种让人服从的重要的作用。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与魏徵、封德彝一起讨论过教化的问题。《资治通鉴》中有如下记述：

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

教化作为一种作用，有几个要素，教化的主体、教化的对象、教化的内容、教化的方式。在李世民等群臣三人的讨论中，教化的主体是朝庭，教化的对象是百姓，教化的内容是皇权，他们没有讨论教化的方式，而是在讨论经过战乱的百姓和长久安定的百姓相比较，哪一种百姓更容易教化。

教化是一种文化传播，朝庭要向百姓传播皇权文化，让百姓接受皇权文化，百姓通过接受传播而发生改变，变得对朝庭服从。朝庭通过教化，让更多的百姓服从朝庭，让每一个百姓在更多的方面服从朝庭。

从动态的角度理解文化，文代表传播的意思，化代表改变的意思，所以文化就是通过传播而让传播的对象发生改变，而且是按照传播的内容要求改变。

如何能够让百姓接受所传播的文化呢？传播是一种作用，作用会分为两个方向，即拉力和压力，所谓拉力，就是让百姓感知到，如果接受所传播的文化，就会让更多的欲望得到更好的满足；所谓压力，就是让百姓感知到，如果不接受所传播的文化，就会失去已经得到满足的欲望。

教化就是拉力作用，而法律、霸道则有压力的成分。

面对两种百姓，一种是刚刚经过动乱的百姓，一种是长久安定的百姓，哪一种更容易教化呢？

唐太宗与魏徵、封德彝是在贞观元年讨论这个问题的，当时李世民经过玄武门之变刚刚即位，整个国家也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战乱，李世民担心百姓不容易接受教化。

魏徵认为，让百姓感知到，只要接受教化，按照所传播的文化要求改变，就可以让他们的一些欲望得到满足。刚刚经过动乱的百姓，在动乱中很多欲望得不到满足，所以只要有很少一点欲望的满足就会接受让他们传播，就会按照传播的内容改变，如同饥饿的人不苛择饮食，饥渴的人不苛择饮水一样。而长久安定的百姓容易骄逸，骄逸则难以教化，其原因是长久安定的百姓，所追求的欲望难以得到满足，所以在传播中，需要更大的拉力，朝庭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满足百姓的欲望。

而封德彝则认为，三代以后，人心渐趋浇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代采用王道的同时掺杂霸道内容。正是想行仁义教化而不能收效，哪里是能推行而不想推行呢？

封德彝所说的，人心浇薄奸诈，是指有人为了自己的个人欲望得到满足，而损害别人的欲望追求。人们的欲望是无尽的，不会因为一点点小的欲望得到满足而去按照所传播的文化改变自己。人们都会努力地追逐自己的欲望满足，不惜牺牲别人的欲望追求。

魏徵与封德彝的根本分歧是，如果要达到让百姓改变的目的，是要用拉力还是压力。用什么方式实现这种改变，决定性的因素是传播主体——朝庭的悟性。如果传播主体能够发现百姓追求的共同欲望，朝庭把这种共同欲望作为努力方向，让百姓感知到朝庭为了让百姓实现共同欲望付出的努力，那么，拉力作用就会产生效果。如果朝庭对百姓所追求的共同欲望没有感知，只是觉得每一个百姓都在为了自己的个人欲望而不惜牺牲别人的欲望追求，那么就无法施加拉力，只能用法律、霸道等压力强制百姓发生改变。

作为朝庭的核心的组成，皇帝及重要的大臣，包括魏徵、封德彝，每个人都对百姓的欲望有不同的感知和记忆，每个人都是对自己的记忆进行思辨。有的人把百姓放在了自己个人世界中重要的位置，就会对百姓的欲望追求认识更加深刻，就会发现百姓所追求的共同欲望。有的人把百姓放在了自己个人世界中边缘的位置，没有认真地感受百姓的欲望追求，无法找出百姓的共同欲望。不同的个人世界，不同的位置，决定了不同的感知和记忆。

魏徵所列举的黄帝、颛顼、商汤、武王都是把百姓置于自己个人世界中重要位置的君王，都能够发现百姓所追求的共同欲望，通过施加拉力成功地实现教化。而封德彝所说的秦、汉时代，君王及近臣把百姓置于个人世界的边缘，没有努力去感知百姓的共同欲望，所以只能用压力让百姓改变。

魏徵与封德彝的辩论对李世民产生了作用，李世民要确定百姓在他的个人世界中的位置，他是否有足够的悟性，感知百姓的共同欲望，为教化百姓提供拉力。

李世民的个人世界中受到他作用的人，会把李世民与其它的帝王都贮存于记忆中，他们会对这些帝王进行分类，接受魏徵的观点，他就与黄帝、颛顼、商汤、武王成为一类，接受封德彝的观点，他就与秦始皇、汉朝诸帝成为一类。

所以，他选择听从魏徵的意见。

一、惟才是举，如其有才，虽仇不弃。

二、不求全责备，用人所长，随才使用。

三、用人重实绩，爱护信任，推诚相待。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皇帝，其统治被史学家称之为“贞观之治”。他成就伟业丰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起用了各种人才，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才观。

一、惟才是举，如其有才，虽仇不弃。

“惟才是举”是中国历史上用人方面的一个优良传统。唐太宗是继承、发扬这一传统的杰出人物。他曾申明：“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并在实践中努力实行了这一原则。

对于自己的众多的宗亲故交，唐太宗在任用上从不徇私情。襄邑王李神符是他的叔父，虽立有战功，但不善于管理、节制部属，而且腿脚有疾，行动不便，因此太宗不顾其不满，令他去职回家。太宗的另一位叔父李神通是灭隋兴唐的功臣，但在后来作用逐渐减小，所以地位、待遇不如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对此他极为不满，公开责问太宗：“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太宗回答：“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安坐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唐太宗的这种公正的分析与处置，使诸将无不折服，“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

在另一方面，唐太宗对那些原来反对自己或属于自己敌对营垒，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能捐弃前嫌，委以重任。魏征早年曾参加瓦岗军反隋，后归降唐朝，在太子建成府中任太子洗马，是李建成的心腹谋士，“见太宗与隐太子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后来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诛建成、元吉，迫高祖李渊让位。他平时很看重魏征的才能，但知道魏征曾劝建成图已，就召魏征来责问他说：“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周围人见太宗声色俱厉，都替魏征担心，魏征却慷慨自若，从容作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非常欣赏魏征的风骨，怒容消解，并且格外礼遇魏征，很快擢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多次召魏征入寝宫，询问治国之得失。魏征颇具治国之能，为人亦正直无私。他感激太宗的知遇之恩，尽心尽力为之效力，敢言直谏，前后建言二百余事，皆切合时要。后累迁秘书监、侍中等职，参掌枢要，协理国事，贡献甚大。唐太宗曾高度赞扬他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人名臣，何以加也。”魏征病死后，太宗“望哭尽哀”，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太宗对魏征之重视，于此可见。

唐太宗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君主，能够做到用人不亲私故，不弃仇敌，诚属难能可贵。后人誉之外开明皇帝，是并不为过的。

二、不求全责备，用人所长，随才使用。

贞观二年（628），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要使国家安定，最根本的问题是选贤任能。近来，我命你举荐贤才，但一直没有见你有所推荐，我将来依靠谁呢？”

封德彝回答说：“臣虽愚昧，哪里敢不为陛下尽心？但是我一直没有发现谁有奇异才能。”

太宗说：“以前的圣明之君，使用人才就像是使用器物一样，都是取用当时的人才，也不可能向别的朝代去借。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梦见傅说（商代贤相，相传他原是傅岩从事版筑的奴隶，商王武丁在梦中见到傅说，便派人寻访到他，任他为大臣），遇见吕尚（即姜子牙。传说他在渭水边垂钓，周文王访贤得之，立为太师，后辅佐武王灭商）这样的贤臣，然后再去治理朝政吗？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只怕是被遗漏而不知道罢了。”

封德彝被说得满脸羞愧，退了下去。

在这段话里，太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用人原则，即对人不能求全责备，而应用其所长；要善于发现同时代的身边人的长处，随才使用。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唐太宗迅速选拔了一批文臣武将他们才能各异，特点不同，但能够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唐初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非常出色的历史活剧。

唐太宗对自己这些臣下的短长非常清楚。贞观十八年（644），他当着几位重臣的面，评点众人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久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其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他的这些评价，确实公允、中肯。

知人还须善任。太宗对上述大臣的使用，做到了避其短，用其长，堪称恰如其分。例如高士廉公正无私，不结朋党，即以其为吏部尚书；岑文本长于文章，即供职于中书省；杨师道平和忠诚，即以为侍中，随侍左右；刘洎秉性坚贞，热心于公益之事，即授民部尚书；马周任使称意，才堪大任，即破格拔擢，十几年间，由布衣列宰相之班。除此之外，诸如以魏征为谏诤之臣，以李靖职掌军事等等，也都说明了唐太宗用人能够扬长避短，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在唐太宗正确的用人政策指导下，贞观时代，人才辈出，保证了政权的稳因故和政治的清明，促进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同时唐太宗因材选任的用人经验，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富贵的遗产。

三、用人重实绩，爱护信任，推诚相待。

房玄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的第一名相，被太宗视为“左右手”。史书记载：“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已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

太宗即位后，以房玄龄为中书令。论功行赏，又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为第一，不问资历、亲疏，唯一功绩、贡献为标准。贞观三年（629），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夙夜尽心，唯恐一物失所。太宗委任房玄龄以重任的同时，又非常关心尚书省的政务。一天，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在指出房玄龄等埋头琐务而忽略求贤之后，为避免左、右仆射为琐事纠缠，太宗下敕规定：尚书省细务，专由左、右丞处理，“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这中间既明确了宰相的主要职责，又从制度上作出规定，反映了太宗用人，不仅倚重信任，而且关心爱护。

贞观后期，太宗在用人问题上仍然有十分可取之处。本来，广开言路、鼓励直谏，都是为了听取有益意见、招揽贤才。可到后来，渐渐被扭曲成为“讦人细事”，甚至成为告密的手段。对此，太宗始终都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贞观十年（636）起，他不断强调：“自今复有为此者，朕以谗人罪之。”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征高丽，命太子监国，房玄龄留守京师，一切大事皆可独自处理，无须奏请。太宗远离京城后，一天一个男子自称有紧要之事上告，被送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问他告什么，他说我就告你。房玄龄听说告自己，立即将此人通过驿站快速送往太宗行在。太宗问他告谁，他说告房玄龄，太宗二话没说，命将此人就地处决。然后，下诏批评房玄龄：“公何不自信！”到贞观二十年（646），连元老重臣萧禹也向太宗进言，说房玄龄与其他宰相“朋党不忠，执权胶固”，只不过还没有反，所以“陛下不详知。”太宗一面批评萧禹，一面再次表现出自己用人的态度：“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之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

唐太宗以房玄龄为股肱之膂，表现了他用人的三项基本态度：不问资历，唯见功绩；既倚重信任，又关心爱护；用则不疑，推诚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