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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第三届数学文化征文比赛

莱布尼茨、二进制和伏羲卦图

： 江辉 马宏云作品编号：001投稿时间：2022 .5.8

莱布尼茨是一位式的科学家，生活的年代与清朝的顺治三年（16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重叠。他很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在一篇 二进制的论文中提到了伏羲卦图 ，而且在与其他人的通信中多次提及二进制和伏羲卦图。胡阳和铎两位学者认为，伏羲卦图 就是二进制，莱布尼茨创立二进制受到了伏羲卦图的启发1。这些结论值得商榷。

一、《》在欧洲的流传情况

《》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由《周易》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成书于西周时期， 不详，词句古奥。《周易》由卦爻号与卦爻辞组成，后来，儒家学者从义理上对卦爻辞进行阐发，撰写出《易传》，经过历代学者的钩沉稽考，形成了易学。

法国的金尼阁（Nielas TriBauit）神父于1610年和1620年两度来华，他在杭州用拉丁文翻译了《》，但是，这部译著没有在欧洲产生影响。

意大利的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神父精通数学、天文学和测量技术，两度来到中国，为中西科学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1658年，他在慕尼黑出版了《中国上古史》，里面有论述《》的内容，载有一幅六十四卦图，注明为伏羲所绘，这是引入欧洲的之一幅伏羲卦图。卫匡国介绍，卦图中的基本号是“阴爻”和“阳爻”,阴爻代表着隐蔽的、不完全的事物。阳爻代表着公开的、完全的事物。由它们组成的“三线形号”，就是八卦，分别代表自然现象中的天、地、水、火、雷、山、泽、风。在此基础上，由“三线形号”两两结合，可以组成六十四个“六线形号”，就是六十四卦。

1660年，学者斯比塞尔(Gottlied Spizel)的《中国文史评析》在荷兰莱顿出版，有些资料引用自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介绍《》的内容很详细，载有伏羲的六十四卦图，还出现了短语“binarium multiplicatis”，是指伏羲卦图的生成方式遵循2的乘方原则。斯比塞尔是莱布尼茨的学术朋友，两人之间有多封书信讨论哲学问题。1660年之后，莱布尼茨阅读过《中国文史评析》一书是没有疑问的，他大概在这个时候了解了《》和伏羲卦图。

比利时的柏应理（Philippe Couplef）神父于1659年来到中国。他致力于传播中国的文化，同几父一起把《大学》、《中庸》、《》和《》翻译成了拉丁文《西文四书直讲》，书中有伏羲八卦次序图和伏羲八卦方位图，还有周文王六十四卦图，卦图上被用数字1、2、3、4、5、6、7、8直至标有序号。这部著作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莱布尼茨于1687年12月19日给一位名叫莱茵费尔(Von Hessen Rheinfels)的先生写过一封信,叙述他阅读《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喜悦心情。莱布尼茨也见到了书中的伏羲卦图。

易学领域有一个学派称作象数派，主要通过伏羲卦图去探究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祈求掌控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其理论不乏神秘色彩。北宋的哲学家邵雍是象数派的集大成者，他独辟蹊径，绕开《》卦爻辞的羁绊，用深奥的术语和神秘的图式重新包装《》，创造性地绘制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简称次序图和先。次序图和先与之前的伏羲卦图更大的区别就是其按照二进制的序数排列。南宋理学朱熹的《周易本义》中载有这些卦图。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687年，莱布尼茨所见到的各类伏羲卦图都是按照哲学意义排列的，没有凸显二进制的序数特征。

二、莱布尼茨真正认识伏羲卦图的过程

让莱布尼茨更多了解伏羲卦图的人是白晋。白晋是一位法国神父，做过康熙的数学老师，他奉康熙之命回欧洲招募科学人才，于1697年到达巴黎，在此作过一场 易学的演讲，批评有人将《》看成之书，称《》蕴涵了中国君主政体的奠基者伏羲的哲学思想，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合理而完美。不久，白晋读到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一书，两人开始书信交往。他们留存下来的通信有十五封之多2，时间从1697年10月18日开始，其中有许多讨论二进制和伏羲卦图的内容。

1698年2月28日，白晋写信之一次向莱布尼茨介绍了伏羲卦图：“最初的汉字由虚线或实线构成，据说为伏羲所创。我认为已经找到了学习它的真正秘诀。柏应理神父在《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序言这些汉字列成了表格。”白晋提到的汉字列成的表格就是柏应理书中的伏羲卦图，还不是邵雍绘制的先，没有跟二进制 起来。他认为这只是以简单自然的创造的汉字。

回到中国以后，白晋对《》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1700年11月8日，白晋从给莱布尼茨写去一封信，称伏羲是人类最早的法典制定者，伏羲卦图是中国文化最原始号，具有完备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些号兼有算术和语言两种功能，表达思想的语言可以通过数学的精确性来分析。白晋特别谈到，在伏羲卦图中，如果用0替代虚线，用1替代实线，六十四卦就是完美的数。“《》秘的数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埃及犹太哲学中的数是的，都 于造物主的神秘启示。”白晋精通象数理论，熟知中国用算筹表示数字的方式，与两爻重叠排列的形象很相近，自然联想到把卦图中号转换为数字。这时，白晋虽然把伏羲卦图与数字 了起来，只是他还不懂得二进制算术，没有往二进制数上考虑。

莱布尼茨一直试图创立“通用字”的思想，用特殊号表示一般的概念，让思维过程像几何推理一样，利用逻辑演算去发现和发明真理。莱布尼茨考虑的是伏羲卦图与“通用字”的关系，因此，他也没有发现白晋转换过来的数字是二进制数，失去了一次发现伏羲卦图蕴涵着二进制的机会，使得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后推迟了一段时间。

莱布尼茨于1701年2月15日给白晋回信，还在介绍“通用字”的思想，他还提到了他发明的微积分和二进制。 二进制，他向白晋解释道：“如同十进制使用从0到9这十个数字一样，只使用0和1这两个数字就够了。”信中提到了二进制的运算法则，列出了从0到31的二进制数表。莱布尼茨还建议白晋将二进制介绍给康熙。

莱布尼茨1701年2月15日致白晋信手稿莱布尼茨之所以向白晋介绍二进制，是因为他刚成兰西皇家的院士，他打算向提交一篇 二进制的论文《数字新科学论》，顺便把论文的内容就告诉了白晋。2月26日，莱布尼茨把论文投稿给。4月30日，的封丹纳尔(De Fontenelle)致信莱布尼茨，提出，由于论文中没有反映二进制的实用价值，故不能在的刊物上发表。其实，莱布尼茨始终在寻求二进制的实用价值。他曾经有用二进制原理计算器的设想，没有实现。他还试图把二进制引入神学领域，用二进制算术证明上帝的存在。在德国图灵根郭塔王宫图书馆里保存有一份莱布尼茨的手稿，标题是：“1与0，一切数字的神奇渊源。这是造物之神秘而美妙的典范，因为，一切都 于上帝。”1696年5月，莱布尼茨拜访汉诺威的奥古斯特（Ruddph August）公爵，在谈论神学文化时，他向公爵介绍了二进制算术。公爵认为，从神学的角度阐释二进制的意义，可以为上帝创世纪说提供科学的解释。1697年元旦，莱布尼茨给公爵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二进制所蕴含的“从无到有”的创世纪思想。莱布尼茨在信中设计了一枚“创世图”纪念章，图案中有从0到16的二进制数表以及加法和乘法运算的例子，并写有“虚无诞生壹”和“壹创造一切”的文字。1696年12月20日，莱布尼茨给清朝钦天监监正闵明父写信，详细介绍了二进制算术，列出了从0到31的二进制数表，举例说明了加法和乘法的运算法则。闵明我给康熙讲授过数学，莱布尼茨希望闵明我能把二进制教授给康熙,让康熙了解文化的优越性。

莱布尼茨计的“创世图”纪念章就在莱布尼茨写给白晋的这封信件中，也透了浓厚的神学情结。他写道，二进制的伟大之处在于模拟了上帝的造物过程。世界初始只有两种状态，上帝和虚无。上帝代表完美，虚无代表不完美。世界万物都是由上帝从虚无之中创造的。这个时候，莱布尼茨仍然不知道二进制与伏羲卦图之间的关系，而所谓二进制在神学上的应用并不适合写入科学的论文之中。

莱布尼茨二进制论文的手稿白晋从莱布尼茨的这封信件中学习到了二进制的知识，立刻就发现了二进制与先之间的关系，于1701年11月4日给莱布尼茨写信，随信寄去了一幅先，明确指出，只须把实线替换成1，把虚线替换成0，每一卦就对应一个二进制数，而且，先是按照二进制的序数排列的。正是白晋独具慧眼，揭开了蒙在伏羲卦图上的神秘面纱。信中写道：“您不应该把二进制视为一门新科学,因为中国的伏羲早都发明了。”

白晋寄给莱布尼茨的先这封信于1703年 4月2日辗转到了莱布尼茨手中。他立即对先进行了研究，在每一卦上标注了对应的数字，确认卦图的排列与二进制序数是一致的。他完全赞同白晋的观点。作为二进制的一个实用例证，他将白晋的发现吸纳进二进制的论文之中，同时把先也收录其中,题为《论单纯使用0与1的二进制算术—兼论二进制用途以及古代中国伏羲号的意义》，于1703年5月5日寄往法兰西皇家，后来发表在了《1703年皇家年鉴》上。

莱布尼茨1703年5月18日致白晋信手稿莱布尼茨处理完论文以后，才给白晋复信，于5月18日寄出。莱布尼茨写道：“这张图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文物，数千年来不为人们所理解，却与二进制算术如此吻合。当您向我解释这些号时，我恰好向您介绍二进制算术，它们巧合得令人吃惊。如果我未曾发明二进制算术的话，哪怕对伏羲卦图再深入研究也未必能够理解。我在二十年前就开始思考二进制的问题，意识到用0和1表示的数更臻于完美，计算也非常简便。”因为之前的伏羲卦图都没有按照二进制序数排列，所以一直没有人发现这个秘密，而先是严格按照序数排列的，这才被白晋和莱布尼茨发现。所以，莱布尼茨产生质疑，传统的卦图为什么不像先那样，按照二进制的序数排列，他在信中问白晋，《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伏羲卦图为什么与先不一样？

柏应理书中的六十四卦图从此，莱布尼茨不再说自己发明了二进制，只是说他重新发现了伏羲的学问。他的《论中国人的自然哲学》中有一节“论创始者伏羲的文字与二进制算术中所用号”，就是他和白晋通信内容的一个总结，代表了他们的共同观点。文中写道：“我和白晋神父发现了这个帝国的奠基者伏羲所创造卦图的原本意义，它们由一些虚线和实线组成，共有六十四个号，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也是最简单的文字。伏羲以后的几个世纪，周文王与其子周公以及再晚五个世纪的孔子，都在卦图里探寻过哲理，还有人要从中引申出风水和之类的东西。其实，六十四卦图就是伟大的家伏羲创立的二进制算术，在几千年之后，由我重新发现了3。”白晋在研究易学方面虽然颇有心得，但是，对易学领域还是缺乏深入的了解，他向莱布尼茨传达了很多错误 ，把神话当作史料，对伏羲做了不实的赞誉，没有说明先是邵雍绘制的，让莱布尼茨误认为先是远古的文物。白晋甚至都没有告知阴爻和阳爻的名称，导致莱布尼茨在手稿中一直称阴爻为虚线，称阳爻为实线。莱布尼茨不是神，他受白晋的影响，崇拜易学文化，导致他确信伏羲创立了二进制，而且不惜用溢美之词予以赞誉。不过，这倒反映了莱布尼茨没有掠人之美的念想，对自己发现二进制一事看得很淡。三、伏羲卦图与二进制殷商时期，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十进制计数法。根据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常识，《周易》作为一部文明源头的著作，其内容和思想都处于文化的萌芽状态，书中的算术知识极为简单，根本没有二进制的内容。通读《周易》可知，所谓算术知识，无非也只是计数而已，那都是采用十进制表述的。易学里的伏羲卦图种类很多，有八卦图，也有六十四卦图。八卦图的排序一般具有对称性，六十四卦图则是根据卜筮之辞排序的。通行的《周易》和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的排序不尽相同，但是，都没有按照二进制的序数排列。易学研究领域有一种说法，阴爻和阳爻具有数字特征。从殷商出土的一些陶器、甲骨和竹简上留存 得知，阴爻是从偶数演变而来，阳爻是从奇数演变而来。这些号形成以后，虽然凸显了其中的哲学意义，也残存了数字的模糊影像，因此，数学家们把《》和数学扯上了关系。始作俑者是魏晋时期的刘徽，他在《九章算术注》中写道：“昔者包牺氏始画八卦，以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之变。”包牺氏是伏羲的别名。刘徽的观点影响了之后的数学家。北宋的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说：数学“爰自河图洛书，闿发秘奥，八卦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用。”明朝的程大位在《算法统宗》中载有伏羲作卦图的插画，书中写道：“数何肇？其肇自图书乎！伏羲得之以画卦，大禹得之以序畴，列得之以开物成务。凡天官、地员、律历、兵赋以及纤悉杪忽，莫不有数，则莫不本于《易》。”邵雍利用象数推演替代哲学思考，给人的感觉像在进行数学运算。他在《观物外篇》论述道：“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数立则象生，象生则言著彰，言著彰则意显。象数则筌蹄也。”意思是说，思想可以用语言表达，语言可以用图象表达，图象可以用数字表达。反之亦然。所以，象数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这与莱布尼茨“通用字”的思想颇为一致。在邵雍绘制的先中，只要把阴爻当作0，把阳爻当作1，其排列与二进制的序数完全相同，这无疑是一个二进制的模型。但是，这个二进制的模型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不能据此认为邵雍创立了二进制，只能说是数学思想把先统一到了二进制的理论系统之中。数学发展史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项数学成就的取得，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数学内部理论研究的进展，二是数学外部发展进步的要求。首先，邵雍并不是数学家，他在数学上没有任何建树，没有撰写过数学论著，也未见他与哪一个数学家有过学术交往。邵雍没有任何论述二进制的片言只语，他也根本不二进制理论，他既没有明确界定和命名二进制的数学概念，也没有科学地表述二进制的重要性质和意义，更没有完善二进制与其它数学概间的逻辑关系。从邵雍的论著里，也看不出他具有超出常人的数学素养，邵雍创立二进制就像当今的“民科数学家”要解决哥德猜想一样，是绝对做不到的。不要说他，就是与他同时代的数学家们，也没有人涉猎过二进制的研究领域。卦图号在《周易》里早已存在，宋代之前，《周易》和伏羲卦图中根本没有二进制 。邵雍在先里将这些号重新进行排序，并不是主动按照二进制原理做的，只是碰巧了二进制数的顺序而已。所以，我们只能谨慎地说，先里生长着二进制的萌芽。有人提出，邵雍说的“加一倍法”就是“逢二进一”法则，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仅从词义上理解，它们也不是同一件事情。“加一倍法”是增加了一倍的意思，即乘以2，是指伏羲卦图的生成过程，上一层级的每一卦顺次增加一爻，则卦的个数将增加一倍。即“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易而成章也4。”这完全是十进制的说法，跟二进制的“逢二进一”没有任何关系。从概念的原本意义考察，由阳爻和阴爻组成的卦图号表示的是抽象的哲学事物，即使它们与数字有 ，也是十进制中的1—，包括邵雍在内的宋元明清的易学家和数学家，没有一个人提出，可以用二进制数来表达。邵雍在绘制先的过程中，凡涉及到计数问题，都是用十进制去解决的。如说到八卦的排序，他的表述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如果邵雍懂得二进制原理，那么卦图号的顺序就会很清晰，不需要借助任何，就很容易被人记忆，但是，直到南宋，朱熹还根据八卦号的直观形象编写了记忆口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邵雍和朱熹都没有意识到先与二进制之间的密切关系。清朝乾嘉年间，有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汪莱，他的《参两算经》是专门论述进位制理论的著作，他也没有指出先就是二进制。那么，先怎么恰巧就与二进制的序数相同的呢？这个问题困惑了许多人，甚至有学者用概率论的解读认为，个元素总共有！种排列，要在这天文数字的排列中找到与二进制数的顺序完全相同的一个，这几乎就是不可能啊！进而得出，如果邵雍不是熟知二进制原理，他怎么就能够找到这一个排列呢？其实，先和二进制都是由两个基本号表示的，这其实就是元素可重复排列的组合问题。从2种号中每次取3个,排成一排，共有23=8种排法，得到《周易》里的八卦和二进制里的前八个数。从2种号中每次取6个,排成一排，共有26=种排法，得到《周易》里的六十四卦和二进制里的前六十四个数。先中的卦序与二进制的序数相同，其实是一个必然。邵雍并不需要懂得二进制知识，二进制不是绘制先的必要条件。事实是邵雍创造性地运用了另外一个数学，用“树图”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棵二进制的“数学树”，这就是《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邵雍按照“树图”的画法，把阴爻画成黑色，把阳爻画成白色。先有太极，由下而上，按照“加一倍法”，先画阴爻，后画阳爻，相间画去。由太极依次生成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和六十四卦，最终成为六十四卦次序图，这个次序图可以无限绘制下去。由于次序图是严格按照“树图”生成的，由下往上读取，就形成了六十四个卦图号。从左边的坤卦按顺序直到右边的乾卦，自然就满足了二进制前六十四个数的顺序。明白了次序图的结构，就很容易绘制出先。先看它外部的圆图，只要把右半圆周拉直，就是次序图对称轴左边的部分。把左半圆周拉直，就是次序图对称轴右边的部分。再看内部的方图，规律更加明显，只须将次序图中每一卦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每八个为一段，依次排成八行。需要说明的是，这样构造出来的先仍然了对称性，只是把次序图中的轴对称变成了中心对称而已。用数学很容易证明，在圆图中， 圆心对称的两个卦在次序图中也是对称的。在方图中， 圆心对称的两个卦在次序图中也是对称的。由于先与二进制在代数上是同构的，先的顺序和对称结构也不再是秘密，这就很容易理解，二进制算术里的数学性质，一般来说，也都可以拓展到先里。这并不代表邵雍在那个年代发现了诸多的现代数学知识，而是数学思想统一了先中所蕴含的朴素的二进制因素。四、莱布尼茨与二进制莱布尼茨1703年5月18日致白晋的信中提到，他在二十多年前就发明了二进制，那正是他在巴黎创立微积分的时期。莱布尼茨在1707年12月15日致布尔盖(D.Bourguet)的信中提到：“当初我创立二进制算术时，对《》的卦图并不是很了解。”莱布尼茨有一份手稿《二进制算术的阐释》，写作时间是1679年3月15日，一直没有发表，被搁置了二十多年。但凡数学上的创新和发现，都是循着前人开辟的道路进行的，在超越前人的过程中，并不能保证可以眷顾到所有具有启迪性的思想成果。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之前，只是从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和斯比塞尔的《中国文史评析》上间接地了解《》，这些文献都不是数学著作，虽然卫匡国称《》是数学著作，也只是一种臆测。莱布尼茨所见到的伏羲卦图不是邵雍绘制的先，卦图的顺序是按照哲学理念排列的，没有按照二进制的顺序排列。莱布尼茨的学术兴趣是发展“通用字”的思想，他关心的是卦图号的语言和逻辑意义，压根儿没有从数学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莱布尼茨在易学文献中无从获悉二进制 。如果莱布尼茨在见到伏羲卦图时就受到启发，他的二进制论文早就提前二十多年就发表了。另外，有人说斯比塞尔著作中在介绍伏羲卦图时提到的短语“binarium multiplicatis”是二进制的意思，莱布尼茨由此受到启发。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臆测。斯比塞尔写作这部著作的时候，二进制的概念还没有被明确提出。“二进制”一词是被莱布尼茨引入学术界的，当时，他还没有思考二进制的问题。斯比塞尔不是数学家，他无从知道什么是二进制。这个短语也不是二进制的意思，而是指2的乘方，是说伏羲卦图产生的方式。其实，莱布尼茨发现二进制的契机很简单，完全就是水到渠成，一蹴而就的结果。从数学认知的规律考虑，具备数学基本素养的人只要熟悉了进位制理论，提出任何进位制都是平凡的推论。事实上，任何一个比1大的自然数都可以作为一种进位制的基数，理论上可以构造出无穷多种进位制，这在数学上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常识。莱布尼茨1663年暑假去到耶拿大学学习数学，老师是魏格留斯(Erhard Weigel)教授。魏格留斯对古希腊的数学思想研究颇有心得，崇尚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数学观，认为物质世界的合数学法则。莱布尼茨深受老师思想的启迪。1672年，魏格留斯在耶拿大学的学刊《Joham Meyer》上发表了《十结构》一文，系统地提出了四进制的概念，用0、1、2、3来表示所有的数，“满三进一”，象征着“三”是完满。不久，莱布尼茨写出《二进制算术的阐释》手稿。毫无疑问，莱布尼茨无论是从老师的课或者从老师的论文里，熟知进位制理论是没有疑义的。从莱布尼茨的《论中国人的自然哲学》中我们知道，莱布尼茨非常熟悉进位制的历史，他提到，古罗马人曾经使用混合五进制和十进制的算术，提到历史上出现过四进制和十二进制，他明确地写道：正是魏格留斯的四进制，“给了我一个机会，提出一切数都可以用二进制的0和1写出。”由此可知，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受到他老师的启发，与伏羲卦图没有关系。有人诟病莱布尼茨，质疑他有意掩饰受到伏羲卦图启发而发现二进制，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莱布尼茨从来没有把二进制的发明权据为己有。他反而大力吹捧是伏羲早在他四千年前就发明了二进制，他还把这个重大发现归功于白晋。事实上，各种进位制的计数方式早已存在于人类的活动之中了。在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古巴比伦人之一个发明了位值制，使用过六十进制，人使用过二十进制，中国独自发明了位值制，是最早使用十进制的。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了1—9的数码和位值制的记数法，战国时期出现了十进制的筹算记数，以空代表0，非常先进。太平洋上的芒阿雷瓦岛的部落早在1450年之前就在使用二进制，至今，波利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有些土著居民还在使用二进制5，其实，数学家的所谓发明，也就是把人类世俗生活中的计数进行了数学化的处理，所以，发明二进制谈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数学成果。其实与莱布尼茨同时代的数学家洛布克威兹(Y.Lobkowitz)在1670年出版的《双面数学》中，也有讨论十二进制和二进制的内容。莱布尼茨也许不知道，在那个时代，英国有一位才华横溢的数学家哈里奥特6(Thomas Harriot)，他遗存的手稿里有大量数学和物理 性的成果。因为当时没有科学类期刊，这些成果无处发表。哈里奥特1603年的手稿《数学计算与注解》中，就有详细论述二进制算术的内容，理论结构几乎与莱布尼茨的相同，用0和1作为基本计数号，命名二进制为Binary numeration，提出了加减法以及乘法运算法则，还讨论了用连分数的形式表示二进制的相关问题。注释1、胡阳、铎 《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 上海 上海出版社 2006 年2、见R.Widmaier编：《Leibniz korrespondiert mit China: Der Briefwechsel mit den Jesuitenmissionaren (1689—1714)》 Frankfurt am Main:Klostermann. 19903、陈乐编 莱布尼兹读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11月4、邵雍 《皇极经世书》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7年1月5、见巴什玛柯娃等编 刘绍祖译 《初等数学（之一卷）算术（之一分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6月6、哈里奥特的事迹见Robyn Arianrhod 《Thomas Harriot: A Life In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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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作俑者的生肖

自1994年被发现以来，具有10,000年 历史 的G?bekliTepe一直是一个谜，逐渐向考古学家和科学家揭示了其古老的秘密。从覆盖了数千年的土壤中精心挖掘出该地点，因此他们隐喻地发现并破译了这种复杂文化的奥秘。科学家马丁·斯威特曼（Martin Sweatman）博士翻译了第43根支柱，也就是秃Stone石，可能是为了纪念大约公元前10900年的全球性灾难性彗星撞击，然后，他在共同的宇宙符号学和古代DNA的指引下，沿着黎凡特到古埃及。

新石器时代初期的“肥沃的新月”，包括埃及尼罗河，黎凡特，安纳托利亚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

古代语言原型

语言学者喜欢研究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以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样，他们可以将一组类似语言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原始形式”。这种方法被称为比较语言学，是对人类遗传学或古代DNA进化的研究的补充，用于追踪人群的迁徙。

语言学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欧亚大陆的数百种古老语言和神话起源于一种更古老的文化，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被称为原始印度欧洲语（PIE）。这种观点得到了古代DNA研究的有力支持，这些研究表明，始建的PIE种群来自现代乌克兰黑海以北的地区。

?bekli山丘站点示出不同的部分（ Teomancimit / CC BY-SA 3.0 ）

同样，人们普遍接受一种类似的古老文化，该语言将北非和南印度的语言和神话联系在一起，被称为非洲原始亚洲人。但是，这两种古老的原始文化可能起源于黎凡特（作为地中海东部尽头的一块肥沃的土地）一种更为古老的奠基文化，并被其散布，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原始诺斯特里奇（Proto Nostratic），大约在公元前12,000年。尽管得到了世界上一些最杰出的语言学家的大力支持，但并未被广泛接受。对于许多其他语言学家来说，证据还不够充分，用于推导原始诺斯特拉奇语言的方法令人怀疑。

考古异常G?bekliTepe

G?bekliTepe为这场大火增加了很多燃料。由克劳斯·施密特（Klauss Schmidt）于1994年在安那托利亚南部发现的G?bekliTepe继续颠覆了学术范式。数十个宏伟的石圈早在巨石阵之前就已有6000多年的 历史 ，找到像G?bekliTepe这样的遗址真是令人惊讶。这使其成为最重要的考古异常。迄今为止，最早挖掘出的G?bekliTepe的一小部分放射性碳的年代约为公元前9,600年。但是，考虑到它的巨石支柱之一-第43支柱（又名石）很可能纪念了大约公元前10900年的全球灾难性彗星撞击，因此进一步的发掘可能会发现更古老的遗骸。

土耳其南部G?bekliTepe的古遗址 （ Brian Weed / Abode Stock ）

据说G?bekliTepe是世界上第一座寺庙。很可能，这也是一个监视金牛座流星雨的天文台，这颗邪恶的彗星是从那里诞生的。无论其确切的功能是什么，其位置和时机都表明它在文明起源中至关重要。它们也使其成为Nostratic公认家园的理想人选。也许它的发现可以解决棘手的Nostratic辩论？

如果Nostratic假说是正确的，则至少在写作和神话方面，我们应该在G?bekliTepe的象征意义与欧亚大陆和北非许多周围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之间找到紧密的联系。我在最近出版的《 史前史解码》 一书中讨论了这种可能性 ，但在此我要特别关注G?bekliTepe和古埃及（一种亚非文化）之间的文化联系，这些联系似乎特别牢固。

这两种文化相距近500英里，更重要的是，超过4,000年，但是它们的相似性是不可思议的。戈贝克里·特佩（G?bekliTepe）人民几乎就像是古埃及人的直接祖先。这是真的吗？

从山上发掘G?bekli T epe的考古发掘 （ 视图 / Abode Stock ）

戈贝克里·特佩与古埃及之间的象征联系

戈贝克里·特佩（G?bekliTepe）最终被遗弃，并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被大地和废土覆盖。但在此之前的千年中，它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下降是显而易见的。似乎人口逐渐从G?bekliTepe转移到其他地方。但是这些人去了哪里？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时代最伟大的纪念碑留在尘土中？他们有可能离开G?bekliTepe前往尼罗河肥沃的河岸吗？也许那里的生活要轻松得多。

奇怪的是，直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沿岸才有人类居住的明显迹象。从那时起，考古学家发现尼罗河沿岸的定居点逐渐增加，从偏僻的村庄开始，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强大的埃及王朝。因此，如果古埃及人确实是从G?bekliTepe附近的一个更古老的地方衍生而来的，那么他们在公元前8,000年至6,000年之间去了哪里？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似乎沿着文明得分轨迹倒退了几步？他们发生了什么？无论如何，都应强调G?bekliTepe与古埃及之间的文化相似性。

G?bekli 牛逼EPE古代巨石支柱 （muratart / 的Adobe股票 ）

巨石建筑中技能的转移似乎最为明显。在公元前四千至三千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出现更高文明之前，没有什么可以挑战G?bekliTepe古老的巨石支柱的宏伟壮丽。但是，现代的巴勒斯坦古老的耶利哥，其高大的石塔和厚厚的城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可能，黎凡特南部是G?bekliTepe人民前往埃及途中的中间步骤？

支柱33的顶部（ 克劳斯·彼得·西蒙 / CC BY-SA 3.0 ）

但是，它们共同的天文神话象征似乎提供了最直接的联系，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中间资料库的迹象。我最近的研究使用 古老的十二生肖 对G?bekliTepe进行解码 ，其中的动物符号代表恒星 星座 -组成今天我们继续使用的西方 星座 的 星座 。蛇符号是一个重要的偏差-它们很可能代表流星，特别是来自Taurid流星流的流星。

支柱43（ 公共领域 ）

例如，在G?bekliTepe中考虑具有许多动物符号的43号支柱，2号支柱和33号支柱。现在考虑一些最重要的古埃及神灵。代表射手座的第43支柱上的鹰/雕是否会成为古埃及的荷鲁斯（猎鹰为首的神）？考虑到古埃及人对天文学的着迷，这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天文学实际上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这种关联的证据可以在阿比多斯王朝前陵墓中发现的一个罐子中找到。

该墓被认为属于埃及统治者或军阀，被称为 蝎子王 。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蝎子符号出现在此罐子上的一只a鸟符号下，被认为代表荷鲁斯。而且，由于在王朝时期荷鲁斯符号通常在法老王的名字之前出现，因此该罐子被认为属于蝎子王。但是埃及学者对它们下面的这个罐子里都出现了鹅象征没有任何解释。

赫拉孔波利斯圆柱形石灰石花瓶，饰有鹰/蝎子/鹅图案。（ 公共领域 ）

但是，很明显，此罐子上的符号模仿了柱43的主面板上的符号，在此处我们看到了代表射手座-天蝎座-天秤座的鹰/雕-蝎子-鹅的垂直序列。实际上，使用新的黄道理论将这个罐子上的符号解释为公元前3500年，直到几百年之内，这与该墓葬日期的其他考古学证据非常吻合。

支柱2（ 克劳斯·彼得·西蒙 / CC BY-SA 3.0 ）

以类似的方式，看来其他大多数主要的古埃及神灵都来自已知的 星座 。例如，知识和书写之神托特（Thoth）类似于高双鸟象征双鱼座，在哥贝克利提佩（G?bekliTepe）的第二支柱底部看到。阿努比斯（Anubis），古埃及的冥界和防腐之神，像43号支柱上的狗/狼，代表狼疮。同时，也可以在支柱2上看到的G?bekliTepe上的狐狸符号可能是Set，沙漠风暴和混乱的埃及神灵。这是非常合适的，因为G?bekliTepe的狐狸代表水瓶座 星座 ，这将是出现了Taurid流星流的 星座 。的确，支柱2可以解释为G?bekliTepe被占领时Taurid流星辐射的整个路径，

托特（在埃及主要神灵的图解清单中）（1888）（ CC BY-SA 2.5 ）

代表摩ri座（不是金牛座）的支柱2上的金牛座或公牛符号也可能与此时金牛座流星的死亡和破坏有关。这个符号很可能演变成古埃及许多牛神中的一个或全部，包括Apis（代表死亡和牺牲）和Hathor（代表生育和破坏的双重角色）。同时，狮子/豹子符号可能代表了G?bekliTepe的巨蟹座（不是狮子座），在古埃及（从塞赫迈特到塞沙特）都变成了各种狮子和豹子。

最后，让我们考虑一下底比斯的赞助人阿蒙（在现代卢克索范围内）。由于底比斯在中东和新王国的崛起，他被视为主要的创造神，是整个古埃及最重要的神。现在，非常有趣的是，在他的中王国统治时期，阿蒙通常与一只鹅相关联，并且在他的头上贴有一对鹅毛。但是到了公元前1500年，在新王国，他与公羊的联系更加频繁。这时，与天秤座相对应的鹅符号是秋天春分 星座 ，而与白羊 星座 相对应的公羊符号是春天春分 星座 ，这可能不是巧合。这样看来，在从中间王国到新王国的转变中，春分比秋天的春分变得更加重要，

埃及人-坐在篮子上的和乌拉圭模型（沃尔特斯美术馆）（ 公共领域 ）

但是蛇呢。如前所述，这些几乎可以肯定地代表了G?bekliTepe的流星。负责挖掘直到2014年去世的克劳斯·施密特（Klauss Schmidt）自己建议，这些蛇符号与代表古埃及势力的古埃及蛇形Uraeus符号之间存在联系。我怀疑他们还是古埃及宇宙混沌蛇Apep的先驱。确实，据说Apep具有像陨石一样的石头头。

可能还会发现更多类似的连接。但是，现在让我们来看写作起源的烦恼问题。

写作的起源

适当的写作基本上只是言语的视觉表达，几乎同时在公元前3,000年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首次出现。看来，一般的看法是， 文字是从 用来表示贸易 的符号发展而来的 。

但是G?bekliTepe对此观点提出了挑战。我们看到G?bekliTepe使用的符号和方法在5,000年后的王朝前埃及几乎没有改变。然后，也许在几代之内，在最初的几个埃及王朝的废墟中发现了适当的象形文字。

从左到右：古埃及的鹅肝酱G?bekliTepe的支柱2 ，以及在G?bekliTepe处发现的石质石块（由 Klaus-Peter Simon / CC BY-SA 3.0提供 ，图特摩斯三世的Cartouche， CC BY-SA 2.0 和阿利斯泰尔·库姆斯（Alistair Coombs）。

例如，考虑一下“ cartouche”，它在古埃及使用象形文字来写重要的名字。圆形装饰物由一系列简短的图形符号组成，这些图形符号由椭圆形边框包围，一端带有一条垂直线。这非常类似于在G?bekliTepe的支柱上表示信息的方式–例如，请参见第2支柱。椭圆形的边框可能是从柱子轮廓演变而来的，而垂直线则代表柱子所在的地面。

另外，考虑一下在G?bekliTepe发现的带有三个符号的石块。该遗址的考古学家将其解释为只是三只动物的图画-也许是鸟，人和蛇。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场景更可能讲述了诺斯特拉世界最常见的神话故事之一：“天上/暴风雨中的上帝袭击并杀死了跌落到地球上的宇宙混沌蛇”。

设置长矛Apep。（埃及开罗博物馆）（ 公共领域 ）

在印度欧洲文化和亚非文化中，这个古老神话的版本很多，从希腊宙斯，泰坦， 埃及 塞特，阿佩普，苏美尔·马尔杜克，提亚马特，诺斯·索尔和乔尔曼甘德。而且，考虑到G?bekliTepe可能代表着古代神话的一个始作俑者，这个褶皱可能是第一个已知的原始故事讲述。

饰板左侧的三叉戟符号经常与印瓦，波塞冬，甚至撒旦等印欧天上的暴风雨神联系在一起。考虑到G?bekliTepe纪念了Younger Dryas撞击事件，我们现在可以将三叉戟解释为最初代表彗星的神。

Teshub，雷神。萨玛尔（现为辛西里）的赫梯人救济。柏林佩加蒙博物馆（ Public Domain ）

因此，我们看到G?bekliTepe的原始写作似乎不仅具有代表天文观测的能力。斑块和柱子似乎在讲故事，也可能代表诸如Taurid流星雨之类的天文物体的名称，这些物体最终成为了古埃及所见的多用途的象形文字和雕饰系统。

但是，尽管戈贝克利·特佩（G?bekliTepe）与古埃及之间的联系令人着迷，但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些动物符号， 星座 ，古埃及神灵，神话故事和写作方法之间的所有这些关联仅仅是巧合吗？

从逻辑上讲，存在三种可能性。首先，很可能所有这些联系都可以通过纯机会来解释。其次，联系可能是真实的，并且是文化传播过程的结果，即有用的思想和习俗在几千年中的传播。最后，很可能有直接的联系，戈贝克里·特佩（G?bekliTepe）的人民向南迁移，最终成为古埃及人的祖先。

我们如何知道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一个是正确的？在找到跨越G?bekliTepe和古埃及的4,000年差距的过渡形式的证据之前，很难在情况1和2之间做出决定。暂时还没有一个明显的迹象，无论如何，在这段时间里，它们的文化似乎已经明显倒退，而不是前进。但是，如果情况3是正确的，我们至少应该在古埃及人和建造G?bekliTepe的人们的DNA中找到相似之处。

以色列“ Nahal Me'arot”自然保护区“ El-Wad Terrace”考古现场的Natufian墓葬的重建。（ ? / CC BY-SA 2.5 ）

古代DNA链接

在公元前10至11000年建造G?bekliTepe时，该地区最先进的已知文化是Natufian。他们居住在黎凡特（Levant）的小型永久性定居点，就在安纳托利亚南部G?bekliTepe的南部。因此，纳图夫人，也许与古代安纳托利亚人有某种基因的融合，是古贝克利·提佩建筑商的主要候选人。

幸运的是，Scheunemann等人最近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确切证据。 他们在2017年的《 自然通讯 》上发表了论文 。他们 从一些新王国埃及木乃伊以及近东和北非许多古代人的遗体中提取了 DNA 样本 。他们发现的确确实很有趣。

与埃及木乃伊最接近的遗传联系是 黎凡特的 青铜时代人们 。这些人的近乎相同的遗传遗产表明他们目前处于不断的接触中。但是，再追溯到最初的创始人口，我们可以粗略地说，古埃及的DNA由大约50％的纳图夫DNA，30％的新石器时代的安纳托利亚DNA以及也许20％的新石器时代的伊朗DNA组成（大概来自Zagros附近的山脉）。换句话说，遗传证据确切地指向了我们发现G?bekliTepe的区域，该区域的建设者或至少其后代具有这种遗传结构。

上流 社会 的埃及男性的木乃伊（玫瑰十字会埃及博物馆）（ Oleg Alexandrov / CC BY-SA 4.0）

因此，可用的遗传证据强烈支持这样的观点，即G?bekliTepe的建造者是古埃及人的祖先，因此我们注意到的所有这些象征性联系都是真实而直接的。

但是，只有在进一步的发现中才能确定性，这些发现表明建造G?bekliTepe的人们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遗弃它后发生了什么。他们下一步去了哪里？是耶利哥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没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6,000年之前尼罗河沿岸有任何定居点？为什么他们的文化似乎已经从巨石庙宇建造者几乎重置为零？

异端邪说是什么生肖

始作俑者的生肖

　始作俑者的生肖。十二生肖是我国的传统文化，而且人们对于生肖有着独特的情感，十二生肖中国与十二地支相配以人出生年份的十二种动物，以下看看始作俑者的生肖及相关资料。

　答案是鸡

　属鸡人的爱与人吵架，总想显示自己的知识渊博，从不顾忌别人的感觉如何。但一旦斗败，属鸡人也不会消沉，属鸡人的方式是向每个人诉说自己的观点，使人们相信属鸡人，站到属鸡人一边来。当属鸡人处于消极状态时，属鸡人会千方百计地固执己见。

　属鸡人相信自己正确，只承认自己的优点，不承认任何缺点。但是，我们如果剖析一下属鸡人的内心深处，就会发现属鸡人这样做的目的只想确认自己的价值所在，安抚自我，不一定非强加于人。但由于属鸡人爱虚张声势，所以不能真正认识自己，也不能认识炫耀、夸张给属鸡人带来的不利。

　 十二生肖排序表图

　属鼠： 1900、1912、1924、1936、1948、1960、1972、、1996、2008、2020

　属牛： 1901、1913、1925、1937、1949、1961、1973、1985、1997、2009、2021

　属虎： 1902、1914、1926、1938、1950、1962、1974、1986、1998、2010、2022

　属兔： 1903、1915、1927、1939、1951、1963、1975、1987、1999、2011

　属龙： 1904、1916、1928、1940、1952、17、1976、1988、2000、2012

　属蛇： 1905、1917、1929、1941、1953、1965、1977、19-89、2001、2013

　属马： 1906、1918、1930、1942、1954、1966、1978、1990、2002、2014

　属羊： 1907、1919、1931、1943、1955、1967、1979、1991、2003、2015

　属猴： 1908、1920、1932、1944、1956、1968、1980、1992、2004、2016

　属鸡： 1909、1921、1933、1945、1957、1969、1981、1993、2005、2017

　属狗： 1910、1922、1934、1946、1958、1970、1982、1994、2006、2018

　属猪： 1911、1923、1935、1947、19-89、1971、1983、1995、2007、2019

　 十二生肖的排列

　十二生肖的排序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后来根据十二个时辰启发，就有了大家知道的.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的排列顺序。

　 12生肖排序是什么？

　 12生肖排序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每一种生肖都有丰富的传说，并以此形成一种观念阐释系统，成为民间文化中的形象哲学，如婚配上的属相、庙会祈祷、本命年等。现代，更多人把生肖作为春节的吉祥物，成为文化活动的象征。

　 扩展资料

　生肖的神格象征

　鼠：老鼠偷吃粮食，证明“仓鼠有余粮”，说明这户富足，家中鼠多象征富裕

　牛：因为牛耕，中国人对牛感情渐深，把诸如憨厚勤劳，不求回报等优秀品质附在牛身上。

　虎：虎是百兽之王，寅虎相配，甲骨文“寅”字如箭矢状，《说文》中“寅”意为“阳气上升，虽上有冻土，必破土而出”，与虎的凶猛刚阳之气契合。

　兔：嫦娥奔月传说源于《淮南子．览冥训》，嫦娥在月中有玉兔相伴。兔是月的象征。

　蛇：蛇多以负面形象出现。“人心不足蛇吞象”形容蛇的贪婪；《农夫和蛇》写出蛇的狡猾和冷血；狠毒之人被形容为“蛇蝎心肠”。

　答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按正常顺序排列）

　解析：中国的十二生肖排列顺序可能也联系到了天干地支，也就变成了大家众所周知的子鼠，丑牛，寅虎，卯（mao）兔，辰龙，巳（si）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xu）狗，亥猪。

　 十二生肖排序

　十二生肖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在古时，一天为十二个时辰，乃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十二动物对应十二时辰，数字中单数为阳，双数为阴，则符合阴阳之说，此为十二生肖排名顺序原因之一。子对鼠，丑对牛，寅对虎，卯对兔，辰对龙，巳对蛇，午对马，未对羊，申对猴，酉对鸡，戌对狗，亥对猪。

　以生肖之趾数排序：

　鼠，前四足，后五足，排一

　牛，四趾，排二虎，五趾，排三兔，四趾，排四

　龙，五趾，排五蛇，无趾，排六马，一趾，排七

　羊，四趾，排八猴，五趾，排九鸡，四趾，排十

　狗，五趾，排十一猪，四趾，排十二

　第一位：鼠

　第二位：牛

　第三位：虎

　第四位：兔

　第五位：龙

　第六位：蛇

　第七位：马

　第八位：羊

　第九位：猴

　第十位：鸡

　第十一位：狗

　第十二位：猪

　喜欢背诵十二地支的.人知道，十二地排序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从以上十二生肖排序表，可以看出，属鼠的是第一位，与地支第一位“子”相对应，最末位为猪，与地支最后一位“亥”相对应。：

始作俑者是什么生肖

如所周知，关于王充其人及《论衡》其书，自古至今，研究、评说者，可谓颇不乏人。但谈到观点，却是见仁见智，多不相同。

关于王充其人，严格来说，记载并不很多。主要是由他本人所撰略带自传性质的《论衡》卷三○《自纪篇》（全文见《王充新八论》的《总论王充》）。范晔《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同前）虽有一些新材料，谢承、袁山松等《后汉书》（辑本）也有一些零星记载，但由于与《自纪篇》所述不太吻合，一直颇有争议。而这种争议，往往涉及对王充个人的评价。譬如《王充传》称“充少孤，乡里称孝”。而《自纪篇》先云：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於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檐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然后用了很多篇幅，盛赞自己如何从小贤良好学，长大圣洁不染。是故，唐刘知几很早就指出：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卷九《序传》）。到了清代，指责者更多。惠栋（《后汉书补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为著名代表。其中，王鸣盛所言最为直白，曰：《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案：充《自纪篇》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从个人德行上否定王充，在当时可以说已成潮流。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黄晖先生整理《论衡》，开始为王充翻案。他先据《御览》引《王褒集·僮约》注云：“汉时官不禁报怨。”再据桓谭疏称：“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雠，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怯弱，犹勉而行之。”最后为之辩曰：“是世风所尚，非可谓其意在诋毁也。”[6]但王充历诋父、祖，与两汉俗尚报怨，实际是两回事。黄晖先生所辩文不对题，自然难以受到学者重视。因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徐复观先生对王充进行全面批判，不仅对前述“乡里称孝”仍然怀疑，对范晔《王充传》及谢承、袁山松等《后汉书》关于王充“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屏居教授”、“谢夷吾推荐”等一系列记载，也都表示不可信[7]。尽管徐复观先生对王充的研究卓有成绩，被学者赞为“对于五四以来浅薄的理智主义之学风，也是一个有力的针砭”[8]，但我个人仍然认为：对《自纪篇》之外有关王充的记载全面推翻，恐怕不太妥当。即如“谢夷吾推荐”之后，“肃宗特诏公车征”，《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称“征士上虞王充”，也可与之印证。显然，并非《自纪篇》之外有关王充的记载都不可信。因为，《自纪篇》虽然略带自传性质，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传，其中存在省略是可以理解的。而研究王充其人，不能仅因个人德行存在问题，而连带一些含有褒义的个人记载也全都予以否定。因此，我个人认为：综合《自纪篇》及其他有关记载，结合前贤正反两方面观点，对王充其人进行研究，应该还有不少工作可做。

关于王充其书，也就是《论衡》，洋洋三十卷、八十五篇，与其人相比，也同样难以评判。前引《后汉书》本传说：（王）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箸《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汉书》虽然成于南北朝，但其材料均有所本。本传云云，反映的是汉晋学者对《论衡》的评判。尤其“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二句。东汉时期，经学昌盛，学者重视名物诠释。而《论衡》引事举例，或与通说不同（如武王伐纣、召公享年等），或于传世典籍无征（如以十二生肖配十二支等），形同“异端邪说”，在十分正统的东汉经学界，犹如空谷足音，自然容易受到学者的重视。同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载谢夷吾推荐王充有云：（王）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需要强调的是，此处名为推荐王充，实则推荐王充之书。谢夷吾可以说是《论衡》的最早知音。此后，还有汉末魏初的大学问家蔡邕、王朗，他们推崇《论衡》，也是因为书中的“异端邪说”。如同注又引袁山松《后汉书》云：（王）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其中，蔡邕似乎尤为欣赏。如同注又引葛洪《抱朴子》云：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此外，《抱朴子·外篇》还称《论衡》为“冠伦大才”，并用很多篇幅为之吹嘘，以及《论衡》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各类典籍广泛征引[9]，也大致肇因于此。然而，大家在竞相征引的同时，似乎都忽略了如下问题：《论衡》为何能够记载很多“异端邪说”？这些“异端邪说”是否可信？

按：《论衡》为何能够记载很多“异端邪说”？这些“异端邪说”是否可信？这关系到《论衡》原材料的来源及可信性，可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关于前者，我一直觉得，可以从地域方面寻找原因。譬如：王充为会稽上虞人。他的同乡、会稽山阴人赵晔，也喜欢“异端邪说”。《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下》本传云：(赵)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赵晔的《诗细》，因为早已失传，内容不得而详。蔡邕既然以之与《论衡》相比，认为比《论衡》走得还远，似乎性质与《论衡》比较相近。赵晔的《吴越春秋》，基本保存下来了。我们知道：《吴越春秋》喜欢收集民间传说，内容颇近小说，而所记越国世系，也与《史记》多有不合，虽有元徐天佑作音注，对事迹异同作了考证，但其可信性仍有问题，与《论衡》有一定的可比性。《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将赵晔与王充并称，云：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也说明此二人属于同类。明人钱福撰《重刊吴越春秋序》云：《吴越春秋》乃作于东汉赵晔，后世补亡之书耳。大抵本《国语》、《史记》而附以所传闻者为之。元徐天佑……谓其不类汉文者，其字句间或似小说家。观《儒林传》称其所著，复有所谓《诗细》者，蔡邕读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今《论衡》故在也，鄙俚怪诞者不少，则东汉末亦自有此文气矣[10]。钱福注意到《吴越春秋》来源“传闻”，而《论衡》也“鄙俚怪诞者不少”，二者可以进行比较，堪称颇具慧眼。但认为原因是“东汉末亦自有此文气”，却不太正确。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自战国驺衍传大九州之说，至秦始皇、汉武帝时方士迂怪之论，据太史公书所载，皆出于燕、齐之域。盖滨海之地应早有海上交通，受外来之影响。以其不易证明，姑置不论。但神仙学说之起原及其道术之传授，必与此滨海地域有连，则无可疑者。故汉末黄巾之乱亦不能与此区域无关系[11]。陈寅恪先生认为燕、齐之域属滨海之地，应早有海上交通，受外来影响，堪称卓见。实际上，会稽也属滨海之地。不同之处是：燕、齐的海上交通和外来影响不易证明，会稽的海上交通和外来影响却是可以证明的。如：《后汉书》卷三七《桓荣附鸾子晔传》云：“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阯。”同书卷四五《袁安传附玄孙忠传》亦云：“后孙策破会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说明会稽与交阯（今越南）很早就有一条海上交通之路。此外，《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黄龙二年正月条云：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条记载可谓人所熟知。其中“夷洲”即今台湾，“亶洲”或以为即今日本。可见会稽与此二地很早也有海上交通之路。《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云：“会稽俗多*祀，好卜筮。”同书卷五八《臧》云：“熹平元年，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此类记载甚多，不赘举。可见会稽民俗较为特殊，同时亦属天师道发源地之一，称之受到外来影响，应该不是子虚、乌有。此外，滨海之地的人，由于大自然的关系，一般思想开放，敢于想象，而“异端邪说”也最易在这里传播。故王充《论衡》如此，赵晔《诗细》、《吴越春秋》也如此。就此而言，《论衡》中的“异端邪说”，其价值究竟如何，是需要重新进行评判的。

近代以来，《论衡》原材料的可信性既然受到质疑，学者就转而对其思想性进行研究。但关于《论衡》的思想性，学者的观点差别很大。《韩昌黎文集》卷一二有《后汉三贤赞》，三贤指在《后汉书》同传且都有著作传世的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三人。这是唐人的观点。前述金谷治先生则根据此三人的著作，将王符、仲长统列为东汉末的思想家[12]，而将王充列为“疾虚妄”的疑古家[13]。这是当今日本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古今观点已有很大不同。至于大陆普遍拔得太高，台湾徐复观先生矫枉过正，形成两个极端，本书（《王充新八论》）已有详细介绍，在此就不说了。如何给王充定位，还《论衡》以本来面目，成为新一代思想史研究者需要直面的课题。三邓红兄的本书分为“八论”，粗粗读后，感到确是“新”意盎然。作为本书最早的读者，希望借此机会，谈谈自己的心得。

第一论为《王充总论》，是一篇集“破”与“立”、集回顾与前瞻的宏文，可以视为本书的总纲。该论先综合《后汉书·王充传》和《论衡·自纪篇》，对王充的生平进行系统的研究。然后，将《论衡》每一篇的宗旨，都与王充个人的遭遇相联系，说明王充的著述与其个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这是前贤从未有过的新视角和从未提过的新观点。接着，又将大陆拔高王充的始作俑者，从前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追溯到领袖胡适。对胡适有关王充研究的理论缺口进行分析，指出胡适注意到王充“疾虚妄”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王充受“虚妄”等方面影响的另一面。又对王充详细系统的“命”论以及繁杂多义的“气”论进行分析，指出王充思想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大陆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唯物主义”标签值得商榷。该论最精辟之处，是将王充思想中的矛盾，譬作现代的辩论比赛。其言曰：我们知道，现代的辩论(Debate)比赛,通常是先确定一个题目,然后大家抽签，如果抽到“Yes”,就对该题目进行正面辩解，算是“正方”。如果抽到“No”的话就对题目进行反驳，算是“反方”。然后大家开始展开辩论。也就是说，辩论双方都确然不是谈的自己的真实思想，他们只不过是在与人“辩论”，或叫做“斗嘴”争胜负而已，旁观者不必当真。也就是说，在《论衡》中，此篇赞唯物，彼篇颂唯心，实际都是为辩论而设的题目，都不能代表王充的真正思想。我怀疑，王充的真正思想，与先秦的“名家”[14]，可能有着某种联系。当然，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必多说。

第二论为《“命”论在王充的哲学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是本书最早完成的一篇论文，也是本书实际意义上的第一篇论文。接下来的第三论为《王充“命”论新议》，主要是对前论进行的补充。“八论”中有“二论”谈“命”论，说明“命”论在王充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论衡》的前三卷十五篇，均属谈“命”的理论，所谓“命”论也确是王充哲学体系的理论出发点。此“二论”认为：王充所说的“命”，虽然分门别类，含义非常广泛，如有所谓“吉凶之主”（即“运命”）、“自然之道”（即“天命”）、“适偶之数”（即偶然因素起作用的“命”）及所谓“国命”等，但一言以蔽之：“命”就是“天命”，其理论基础也就是所谓“天人感应论”。王充建立的以“疾虚妄”为主的批判论，也实际都是以“命”论为批判武器。我以为，明确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王充既然如此崇信“天命”，是一个纯粹的“天人感应论”者，那么，再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唯物主义”标签，是否应该好好斟酌、斟酌呢？

第四论为《王充“气”论新议》，虽然也是本书较早完成的一篇论文，但却是屡经修改甚至几番重写并且与前二论有着密切关系的一篇论文。因为，关于王充所说的“气”，在大陆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都认为是基本的甚至是永恒的物质元素，是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唯物主义”标签的重要依据。该论则认为：王充所说的“气”，实际上与汉儒所说的非物质的“阴阳”、“五行”之气没有本质的区别，原来就是一个概念。如果说王充的“命”论是“体”，则王充的“气”论就是“用”，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我以为，这种解释，是目前最新的解释，也是最为妥当的解释。因为，王充既然属于汉儒之一分子，他的思想本就不可能脱离汉儒的藩篱和窠臼。以前的研究者，既不得不承认王充属于汉儒之一分子，又尽量想将王充的思想与汉儒区别开来，其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自圆其说。

第五论为《王充“颂汉”论新议》，是一篇对王充思想研究最大“盲点”进行彻底曝光的重要论文。我们知道，过去对王充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是先贴上“唯物主义”标签，然后再在《论衡》中寻找有利于这个标签的证据。这种研究方法，必然产生了很多视而不见的“盲点”。而在《论衡》中占有三分之一篇幅的“颂汉”论，成为了其中最大的“盲点”。该论认为：王充的“颂汉”论，与前贤给他贴的另一个“反体制主义者”标签，可以说格格不入。王充“颂汉”的目的有三：一是为当局尽“臣子”之责，二是为自己邀功、求赏、求进，三是为抬高《论衡》的价值。王充的“颂汉”，有两个手法：一褒一“疾”，一破一立。褒指以褒扬之“立”论直接“颂汉”；“疾”指以批判之“破”论来立“颂汉”之论。王充的“颂汉”论与董仲舒的《天人对策》堪称双璧。二者均以“天人感应论”为基础，董仲舒推行的是“灾异谴告论”，王充推行的是“符瑞奖励论”，相辅相成，异曲同工。我以为，王充对当局近于肉麻的吹捧歌颂，属于汉儒的一种“异化”。本来，儒家讲究“用世”，著书立说，献计献策，无可厚非。但儒家并不提倡“歌德”，因为“歌德”到了极致，国家已是大大的太平盛世，儒家自身的存在价值也就没有了。象王充这样的“颂汉”，为汉儒所仅见，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

第六论为《王充“疾虚妄”批判论新议》，是一篇对王充思想最有“亮点”的所谓“疾虚妄”进行彻底揭露的重要论文。我们知道，王充本人将其“疾虚妄”看得很重，曾云：“《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也。”（《论衡·佚文篇》）但王充为何要“疾虚妄”？他所“疾”的“虚妄”究竟是何物？却似乎未见有人全面归纳和总结。该论认为：王充所以要“疾虚妄”，与他个人的遭遇及思想均有关系。他所“疾”的“虚妄”，主要有古今“不认命”论、汉儒“今不如昔”论及世俗“迷信禁忌”等。其中仅“疾”世俗“迷信禁忌”部分值得肯定，而“疾”古今“不认命”论和汉儒“今不如昔”论，实际都是为了巩固他的“命”论和“颂汉”论。不仅如此，在所谓“疾虚妄”过程中，他不懂得儒家的许多政论性说法，由于现实政治的恐怖性，都是采用隐喻的方式表达的。譬如：儒家美言古代，是为了讽喻批判现代；说古代君王神圣、臣子贤良，是想说现代的皇上不好、臣下有问题。等等。王充不懂得儒家的良苦用心，反而对此大加批判，是因为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纯儒，而只是一个学了一些文化的官吏。我以为，这个结论，与我在前文所说王充的所作所为，属于汉儒的一种“异化”，是较为相符的。

第七论为《浅析王充的“鬼神妖”论》，是一篇对王充思想另一“亮点”的所谓“鬼神妖”论进行分析、评判的专门论文。我们知道，王充所说的“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论衡·论死篇》），是大陆学术界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无神论”标签的重要依据。但王充是否真的“无神论”者，还需要对其所谓“鬼神妖”论进行具体的分析、评判。该论认为：《论衡》探讨“鬼神妖”，主要限于《论死》、《死伪》、《纪妖》、《订鬼》四篇。前引王充对鬼神的批判，仅限于开头的《论死篇》，在后来的《死伪》、《纪妖》、《订鬼》三篇中，王充对鬼神乃至妖怪，并没有采取否定的态度。具体而言，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关于“鬼”的概念，一般有两层意思：一是人死为“鬼”，一是万物之精灵为“鬼”。而王充只反对人死为“鬼”，不反对万物之精灵为“鬼”。王充反对人死为“鬼”，与他反对“厚葬”有密切关系。王充不反对万物之精灵为“鬼”，则与他推崇“气”论有直接联系。因而，称王充为“无神论”者，是有问题的。我以为，这种分析、评判是有道理的。真正的儒家是不谈鬼神的。我们都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还知道：“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事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但很少有人把孔子封为“无神论”者。因为孔子是不谈鬼神，并没有说不信鬼神。王充尽管不是一个纯儒，但仍为汉儒之一分子，注定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无神论”者。

第八论为《王充“天地”论新议》，是一篇对王充思想中的“天地”论亦即世界观进行分析、探讨的专门论文。我们知道，王充所说的“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篇》），是大陆学术界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唯物主义”标签的另一重要依据。但该论认为：汉儒所说的“天”，一般都带有多种含意。如董仲舒所说的“天”，至少有着“神学”之“天”、“精神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等几个方面的意义[15]。王充所说的“天”也是如此。王充的“天地”论，至少有两种含意：一种是具有自然或天文学意义的“天地”论，一种是具有哲学或神学意义的“天地”论。关于前一种含意，确实可以称为“唯物主义”。而关于后一种含意，则只能称为“唯心主义”。我以为，这种分析、探讨也是有道理的。真正的儒家都相信所谓“天命”。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而如所周知，这里的“天命”之“天”，都不是自然或天文学意义的“天”，而是哲学或神学意义的“天”。如前所说，王充尽管不是一个纯儒，但仍为汉儒之一分子，注定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综上所述，可以感到：本书对于王充其人及《论衡》其书，所作的多方面的探讨，既没有先入为主，随波逐流，也没有傍人篱壁，拾人涕唾，而都是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完成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十分难能可贵。但对大陆王充思想研究的固有模式，进行的完全、彻底的冲击和否定，学术界会作出如何反应是可以预见的。不过，我深信：真理就是真理！我愿以此与邓红兄共勉！

出自：《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

之也。

“始作俑者”一般是这样解释的：第一个干坏事的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也就这样理解：第一个干坏事的人（或者恶劣风气的第一个带动人）应该让他断子绝孙。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里，“绝后”是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并且还和孝顺联系在了一起：对父母不孝顺的事情大的有三件，自己无后而使家族的血脉无法传承是三者中最大的不孝。